德治、自治、法治的机制结合路径探讨①
——以乡村“红黑榜”机制为例

陈 玲 刘晓光

（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武汉440079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海南海口 57110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海口 57110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从构想到落实，需要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实践路径。要使不同地域与资源禀赋的乡村在治理中做到“三治结合”，除了政策与人员优化，切实可行的“结合”机制载体尤为重要。“三治结合”的结合形态与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主体结合路径，关注于人，即“三治结合”意味着村委会、基层政府、地方乡贤与村民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协调配合。如丁文等［1］指出，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均为村民，应让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发展成党政领导、村民治理、社会协同的实践格局。侯宏伟等［2］提出“三治结合”应融合村干部、党员干部和新乡贤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结合”路径需要从不同角度关注不同治理主体因其不同的社会角色、资源禀赋所能够代表的治理类型和维度，这固然是三治结合的重要条件，但不同主体间具体如何结合仍然需要机制维度的思考。二是机制结合路径，侧重于机制、制度的分析，即“三治结合”意味着在具体机制、制度设计与操作实践中融合、体现三治的维度。如陈涛等［3］依据湖北京山实践提出“三治”的“厢式治理”结构，法治与德治共同约束自治空间，自治反过来又促进法治与德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