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孟琪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1933年被称为“电影的年头”。30年代初期,外寇深入、国难日亟的紧迫形势,给中国带来空前的打击,底层大众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危机。在新的历史境遇召唤下,电影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兴电影运动”。反映社会问题、具有时代价值的电影,逐渐取代好莱坞式外国片、才子佳人式爱情片和飞檐走壁的武侠片占据影坛主流。不仅创作领域风头正盛,电影批评领域也有组织地开辟了良性的争鸣场域。关注现实的呼声中,部分左翼人士和“同路人”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农村。1933年2月《申报》出现如是新闻:“各影片公司‘到农村去’的空气很紧张,于是各导演也编了许多关于农村风味极浓厚的剧本,大家都预备到农村去。同心的来创造国产电影的前途与光辉”[1]。
“一九三三年是值得纪念的时代,也是电影开始走向轨道的时期”[2]。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斗的连声炮火,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潮。国内环境不容乐观,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导随处可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经济市场濒临崩溃,军阀混战下苛捐、杂税、兵役等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使心忧国运的民众,齐心呼吁“银幕上应散布时局消息”,电影工作者也逐渐“从狭小的上层社会题材圈子里走了出来,面向大众生活”[3](P1-9),转向关注现实。不仅明星、联华等受左联影响的电影公司扩展题材范围,天一等老牌电影公司也开始拍摄社会问题剧,发挥电影的社会教化和思想宣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