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从马君武翻译序跋谈起

宋 菁，徐惟诚

“现代性”一说肇见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才由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系列文章中明确提出[1]。“现代性”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西方引进后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频繁出现，但学界对其定义尚无统一标准，不少学者都著书立言从不同视角进行阐发。如钱中文将现代性理解为“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2]。汪民安在《现代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内涵丰富，内部系统错综复杂，并从现代生活、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观念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现代性纷繁复杂的内涵[3]。李欧梵在论述晚清现代性时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4]。当前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针对翻译与现代性关系的著述仍然鲜少。目前有刘禾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讨论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交流与翻译如何构建现代想象[5]；赵稀方从历史文化领域探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构建的手段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功用[6]；罗选民以译学为观照审视了翻译在中国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拓宽了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途径[7-9]。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翻译家们怀揣着特殊时期的家国理想，在翻译过程中大胆引进西方思想，以期改革社会、救亡图存，促使近代中国建构了新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