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印刷传媒与读者之接受反应*

张高评

(成功大学 中文系，中国 台南 700)

一、唐宋转型论与“内藤命题”

赵宋开国，守内虚外，重文轻武，政教实施所谓“右文政策”：一方面开科举士，大量拔取人材；再方面推广雕版印刷，便捷图书流通[1](P71)。两者交相为用，互为因果，因而促成知识革命，教育普及。雕版印刷作为图书传播之媒介，当居首功①。宋太宗曾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P571)君王之提倡，士人之响应，成为推助促成者。

宋真宗曾作《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3](P14)真宗皇帝高举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作为劝学诱因。宋仁宗、司马光、王安石、柳永、朱熹等人，亦皆先后撰文、作诗，亦以劝学、励学为导向②。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响所及，“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4](P666)。天下滔滔，比比皆是，不独饶州一处。读书、应举，成为士人生涯规划之康庄大道、向上一路。风气既开，于是“路逢十客九青矜”“城里人家半读书”；其胜处，莆阳或“十室九书堂”，永福则“百里三状元”。劝学与读书之双重效应，指向科举取士，亦表现在朝廷任官方面，所谓“宰相必用读书人”；张端义《贵耳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P93-97)。

日本汉学家清水茂观察到：“福建地处偏僻，远离中央朝廷，在宋代竟然学者辈出，人才如林；闽学更成为道学中心，主要和福建出版业的兴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