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美育的“摆渡人”罗杰·弗莱及其与《伯灵顿杂志》的早期合作

秦韵佳

引言

“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当18世纪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在《审美书简》中为人类设计出一条达到自由最有效的途径时，他找到了“审美与艺术”，即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改变人性的分裂，重新塑造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完美人格，使人走向政治自由和道德完善，到达自由的王国。

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美学家罗杰·弗莱，也格外看重以现代美育塑造完美人格的潜在力量。弗莱年轻时曾在剑桥攻读自然科学专业，后来逐渐转向人文艺术领域，其身上科学精神和感性力量的纠缠与激荡，促使其一步步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他渴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且一生从未放弃过绘画创作和其他类型的艺术实践，但他的成就却主要体现为艺术批评，是20世纪欧洲最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之一；而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关注着社会教育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故而还是热衷于艺术教育和社会美育的活动家。有感于当时英国艺术界相对保守的局面和英国社会相对陈旧的审美趣味，他希望以自己真诚的眼光和敏锐的感受力，去大力宣扬欧洲大陆正蓬勃发展的现代艺术，培养公众开放、多元的艺术和艺术史观念，帮助社会形成严肃而多样的艺术视野。这既是他艺术批评事业的宗旨，也是他积极参与诸多社会艺术活动的目的。因此，了解他的艺术活动家身份和他的社会美育抱负，将为我们理解他的艺术批评和思想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