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正 阳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民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大学成为接受民主自由思想最前沿的高地。传统大学“以政统教”的治理模式不断受到冲击,经历了新思想洗礼的大学师生为争取自身在学术、津贴及其他方面的权利,与大学校长展开多方面的利益博弈。这种形式下,不仅像罗家伦、吴南轩这些著名大学校长屡屡失去权威、职务不保,连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及许多位高权重的行政官员,在处理大学事务时也常常束手无策。
早在清华时期,关于大学校长的选用,须获师生、美使馆、教育部同时认可。易言之,校长既要有校内人脉和器局,还要有国内政府支持和国际外交资本。[1]而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国内顶尖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不仅涵盖了民国大学绝大部分的矛盾,其在抗战背景下还面临着前所未有、更为复杂的内外关系。梅贻琦必须协调各方关系,保证大学维持良好的治校程序和稳定的运行环境,获得大学发展的资源。这是西南联大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西南联大成立后,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国民政府别有公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长期担任常委会主席,成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人。在这样一所包含三家性质不同、理念相异,又存在激烈竞争的大学联合体中担任管理者,梅贻琦必须对各方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