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视野下明代经义的文体建设及文章学意义

龚宗杰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明代科举以义、论、策三场试士，且尤重头场，这使经义这种科考文体在明代得到长足发展。成化、弘治年间，经义“八股”的体制格式逐步定型，当时的场屋写作，明人也自称“至于成化、弘治间，科举之文号称极盛”(1)夏言：《请变文体以正士习等事疏》，《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56～557页。。体制的成熟与创作的“极盛”，意味着明前期对经义文体内部空间的挖掘，至此也渐趋饱和。因此，正德、嘉靖以降，先后出现如清人所说的“以古文为时文”及“兼讲机法，务为灵变”(2)方苞：《钦定四书文》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本质上看，都是原本作为封闭性文体的经义，在其内在自足性无法支撑全新创作的情况下，转而借助外部资源来寻求新变的过程。无论是借助与古文的对话来拓展其批评体系，还是在此基础上追求“机法”来吸收辞章学要素，都进一步推动经义由考试工具向文学性文本倾侧，并为晚明乃至清代尝试将其纳入与诗赋、古文并峙的文体序列，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

在上述进程中，相比于官方在制度层面的调控，晚明经义的发展更多得益于文人士子在文章学层面的建设。明中叶以后，文士对场屋作文的讨论日渐公开，经义论评逐步兴起并发展为公共知识话题。其结果之一，便是新兴序体样式“时文序”开始涌现，逐步分割原本由“试录序”所主导的官方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