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破解

兰跃军 李欣宇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44）

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被害原因复杂，且加害人大多为家庭成员或熟人，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后，不知道或无法通过报案获得保护，许多案件由此成为隐案，这既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也不利于国家控制犯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保护未成年人规定为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只有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被害人，才能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强制报告制度作为一种先发式保护机制，有助于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域外许多国家（地区）已推广实施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3 年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9条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14条和第35条规定了家庭暴力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建立强制报告机制。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正式确立强制报告制度。但是，从司法实务来看，我国强制报告适用率还比较低，实施面临诸多困境。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的现状，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推动强制报告制度有效实施，进一步强化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是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