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意见领袖”到 “情感领袖”： 微博意见领袖的情感特征研究*

徐 翔，夏 敏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201804)

作为互联网社情民意的写照，网络信息表达反映了公众的理性讨论和情感诉求。自2016年“后真相”一词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情感表达遂成为“后真相”时代媒介信息内容的重要特征。在“后真相”时代强调诉诸情感、抑制“真相”的传播理路下，真相和事实如何被情感抑制，意见传播和“意见气候”被什么样的情感放大、塑造或导向，是有待挖掘的实证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对情感可能在抑制真相这一现象表达某种简单的忧虑。喻国明曾指出，“中国网民易情绪化主要源于网络意见领袖的易情绪化”[1]。在此背景下，社交网络中具有一定话语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表达中除了在内容上引导受众的认知外，是否也存在特定的“情感偏向”，从而影响舆论环境、媒介“情感气候”和“传播的偏向呢”？

就意见领袖的情感画像而言，微博高影响力用户是需要“为赋新词强说愁”亦或容易“愤怒出诗人”“漫卷诗书喜欲狂”？这些不同类型意见领袖的形成和分布，是随机和散乱的偶然现象呢？还是潜藏着某种媒介规律的必然现象？正如《传播的偏向》一书认为，媒介有其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那么媒介中的意见领袖有无情感的偏向性呢？简言之，微博意见领袖在其所处的特定媒介中，是否只传导特定种类的情感(或“非情感”)，而对其他类的情感传导则采取抑制手段？

从现实情境而言，虽然“后真相”催生着情感化的传播，但下述问题应明确：其一，“后真相”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否能提炼微博内容、微博用户的情感化传播逻辑，并在实证上予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