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继军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自此,我国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突破口,开启了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征程。
《总体方案》直面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提出“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的原则要求。这既是对当前教育评价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回应,也指明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由之路。就全球的教育改革而言,基于科学证据进行决策与改革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更为科学有效的评价,是教育循证改革(Evidence-Based Reform)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循证改革过程中的教育评价变革,力图为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提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循证教育研究的“执牛耳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Robert Slavin,在2002年发表《循证教育政策:转变教育实践与研究》一文,认为在既往的教育改革中,由于缺少严谨的科学证据,从而使一些看上去热闹无比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流行时尚”和“品位特征”的改变,这种变化犹如钟摆来回往复却并非科学和技术的进步。[1]
在缺失严谨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能根据经验、情怀来进行决策和选择教育教学策略,这难免会带来误判和效率低下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临床医学领域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着力于对“最佳证据”的追求,这样的思路及方法迅速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循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