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泽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在清代语境下,“苗疆”是相对于汉人定居地而言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其地理范围十分广阔,覆盖了今天的湘、黔、桂、川、滇五省毗连地带,此为广义上的“苗疆”。而狭义上的“苗疆”,主要指湘黔两省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文所探讨的“苗疆”主要指后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曾于新辟“苗疆”地区推行植树造林政策,制定了一些保护和利用山林资源的规章制度。其中,贵州等省份的植树造林收效最为显著,学界对此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从不同视角解释了清代官方着力于植树的动机及其效果。其中,徐灿《浅议清朝林木保护》一文认为清廷之所以劝种树木,是在吸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有意识地维护山地生态[1]。又如杨伟兵在《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中指出,出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林业经济得以与农耕并行发展,当地独特的林农混合经济也兼具生态意义[2]。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考诸史料却可以发现,“苗疆”地区的林业政策存在一定变迁,这种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苗疆”地区崇山峻岭之间丛林密布,这种自然环境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生态良好的表现,但在历史上却有着双重意义,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林业政策走向。一方面,明清以来,丛林密箐成为土司势力借以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重要屏障;另一方面,丰富的山林资源又为当地发展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