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军,杨 科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批判并超越了以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理性观,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深刻洞察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规定、基本形式及其在个体完整精神属性中的地位与作用,彻底厘清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实践理性观。现实的、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理性观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逐渐取代了宗教神学在欧洲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理性愈发成为衡量人、社会与国家的唯一尺度,非理性则被视为理性的绝对对立面而受到批判与压制。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和抽象化,从笛卡尔的“我思”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性主义从对人的主体性的恢复与彰显日渐走向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与湮灭的悖论。黑格尔确立了“绝对精神”的最高权威,构建起了以绝对理性为核心的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思辨体系,整个自然界与社会都只被视为“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1]218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产物,“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1]291,只是绝对精神实现理性原则的材料、手段与方式。如果说黑格尔还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