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药可治，无人幸免！”
——加拿大原住民斯道罗人的天花瘟疫书写研究

邢驰鸿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引言

加拿大原住民是加拿大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印第安人现称为“第一民族”，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加拿大土地上的“第一个”民族，而“印第安人”的称呼已成为历史。“第一民族”约有630 个族群，其语言是本族语、英语或法语[1]2-6。

斯道罗人是加拿大第一民族萨利希人的一支，他们沿弗雷泽河下游而居，被称为“大河居民”。斯道罗人的本族语是哈凯米洛语，由于加拿大政府的“同化政策”，现代斯道罗人都说英语，民族语言濒临消亡。同其他原住民一样，斯道罗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外来殖民的巨大影响，而1782 年的天花瘟疫彻底改变了斯道罗人的命运[2]123。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15 世纪末，从欧洲人踏上北美洲土地的那一天起，原住民就处于危险甚至被灭绝的境地。其土地被霸占，自然资源被掠夺，生活区域被限制，自治权利被取消，逐渐沦为附属和被监护的对象，再加上瘟疫的屡屡爆发，原住民人口曾几度锐减，传统文化也几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从20 世纪80 年代加拿大政府颁布《多元文化法》以来，元气大伤的原住民文化才得以逐渐复兴。不言而喻，欧洲人的到来使原住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其土地和资源的逐渐减少，还表现在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疟疾、肺炎、伤寒等传染病对原住民人口和传统文化的创巨痛深，正如达尔文所说，“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都会找上那里的原住民”。

一、斯道罗地域内的天花瘟疫

关于发生在北美洲原住民中的天花，中外学界普遍认为是欧洲人把它连同肺炎、流感、霍乱等传染病带到了新大陆[3]。的确如此，外来者与美洲原住民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的接触导致了天花瘟疫在美洲的频发与蔓延。但是，史学家们发现，从1808 年欧洲人西蒙·弗雷泽踏上斯道罗土地，到1782 年天花在斯道罗境内爆发，中间隔了26 年的时间[4]28。于是就有人开始质疑斯道罗境内的天花瘟疫与欧洲人之间是否有关联。很多史料证明，1782 年的天花不是因为斯道罗人与欧洲人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导致的，而是天花由墨西哥经过漫长的原住民贸易路线长驱直入斯道罗境内[5]。所以说，虽然欧洲人并没有真正“面对面”直接把天花传给斯道罗人，但他们与北美洲原住民建立起的漫长而庞大的贸易路线成了天花传播的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传播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虽然真正带来天花的欧洲人只到过离弗雷泽河3 600 公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天花爆发时，斯道罗境内没有见到欧洲人，斯道罗人就没有把天花与欧洲人联系起来[4]30-31。

（一）斯道罗“口述”传统中的天花瘟疫

斯道罗人有文字但无文字记载的习惯，“口述”传统取而代之，历史、传说、传统、信仰、生活技能以及生活的大事小情都由老人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传给下一代。在斯道罗社会里，“分享”一直是惯有的传统，所有的食物和财富都要在族内分享，而“口述”被认为是最具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分享”方式[1]I-IV。

1782 年的天花通过斯道罗老人们的“口述”保留下来。1936 年，凯齐保留区的斯道罗老人彼得·皮埃尔的口述大概是斯道罗“口述”历史上对天花最详尽的描述：“东边传来消息，一种可怕的疾病正向村子蔓延，无药可治，无人幸免。村民们惊恐万状，聚在一起想办法，最后决定把妻子和各家一半的孩子送回娘家，这样，丈夫和妻子就可以分别死在故乡了。很快，风把天花吹来，一些人爬进树林等死，一些人死在屋里，天花夺去了大约四分之三印第安人的命。”[6]71

19 世纪末，学者查尔斯·希尔图特访谈了一位年长的斯夸米什历史学者，这位学者听老人说，“一种可怕的、令人恶心的皮肤病，突然出现在村民身上，几乎无人幸免。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染上这种病，数以百计的人在痛苦中死去。春天到了，可以吃到新食物了，但几乎无人享用。一村村，一寨寨，全都一片死寂……现在，在一些过去的村落里，或者在长了几代林木的土丘上，还能发现许多死人的白骨。”[7]

其他斯道罗老人也谈到了天花给斯道罗人带来的灾难。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迪斯保留区的老人阿尔伯特·路易说，“全死了！全弗雷泽河一半的人都死了！”[8]老人丹·米洛提到，瘟疫过后，阿伯茨福德东边“块奎亚块”的村民全死光了，只有一个小男孩侥幸活下来，“他和一个小女孩（邻村唯一的幸存者）相依为命，艰难地活了下来。”[9]老人彼得·皮埃尔说，“今天，随便在任何一个村子的遗址上挖掘，都会挖出许多白骨，那是死于天花的斯道罗人的遗骨……”[6]72

在弗雷泽河河谷其他地方也流传着天花重创斯道罗人的故事，因天花而得名的地方也有很多，这些地名展现出一幅天花流行的“人文地理”画卷，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天花肆虐的梦魇。比如，一个叫“施瓦辉迈斯”的地方，据住在霍普小镇不远的斯道罗老人伊万高琳·皮特说，该地名的意思是“许多人很快死去”，她说，“一天之内就有25 至30 人死于天花，他们的尸体被安置在一个较大的地屋里，然后集体火葬。”[10]另外，据住在奇黑利斯的斯道罗老人吉米·查理说，有个叫“斯密斯霍拉”的地方被称为“尸体集装箱”，那里是天花幸存者埋葬亲人的坟地[11]。

（二）欧洲探险家眼中的斯道罗天花瘟疫

天花瘟疫过后，欧洲探险家们的航海日记中对此也有描述。据英国探险家温哥华船长（1758—1798）叙述，1792 年，在普吉特湾一带，他发现无数废弃的定居点和天花罹难者的遗骨，“那里的居民住得很分散，每个定居点都很大，且几乎都能容下我们所见到的所有当地居民。看得出，此地以前曾人口密集，估计几年前一场瘟疫刚刚席卷此地。死亡应该是天花造成的，不是战争。因为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没有战争留下的创伤，很多人身上留有天花致残的迹象。”[12]温哥华船长目睹当地居民深受天花之苦：“这种可怕的疾病不仅很普遍，而且留给人们的伤痛永远也无法消除，疤痕永远存在，一些人严重失明——天花的毒力所致。”[13]540

温哥华船长的“发现号”进入弗雷泽河流域，一个船员回来报告说，“大多数人（原住民）身上、脸上布满麻点，许多人眼睛失明，毫无疑问这里以前曾流行过一种罕见的怪病……”[14]除了看见那些满脸疤痕的原住民，温哥华船长还目睹了疾病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凄惨景象，他注意到，骷髅遍布河岸，“尸骨遍地，惨不忍睹”[13]516，以往人丁兴旺的村庄，如今“落寞衰败、荒草丛生”[13]538。“在我们所有的航线上，特别是在‘发现堡’附近的海滩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大量人的头骨、四肢、肋骨和脊骨等身体残骸。在一些被遗弃的船上，我们也经常发现类似的遗骨。多次出去巡视的军官们告诉我，类似惨状比比皆是，而且人体残骸数量很大，这不由地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发现堡’一带是整个周边地区的公墓所在。”[12]538正如温哥华船长及船员们所见，1782 年的天花瘟疫重创斯道罗地域及周边地区，人口骤减，村落废弃，土地荒芜，多数地方一片死寂，荒无人烟，斯道罗社会秩序及文化基础遭到极大破坏。

二、斯道罗人医治天花的方法

可以想象，面对“风吹过来”的怪病，斯道罗人是多么惊慌失措。因不知病因何在，斯道罗医生也无从下手，无法对症下药，医生们只能以传统疗法加以应对，其疗效可想而知。

一般来说，斯道罗传统的医疗方法有两种：“土方疗法”和“灵魂疗法”。“土方疗法”对以往的传统病症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疗效，但对于天花这种外来入侵、传染性极强、一无所知的怪病却无济于事。相反，某些疗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病情，导致死亡率的持续攀升。比如，医生让天花患者“蒸汗”或清晨在河里或湖里浸“冷水浴”，这些做法都使病人处于一种备受刺激的不安定状态，只能加速其死亡的进程[4]37-38。还有一种方法是用碎雪松树皮擦拭病人的皮肤，也是收效甚微。

除了上述“土方疗法”，斯道罗人还采用“灵魂疗法”。“灵魂疗法”的具体做法有许多，比如族内成员围在病人床边唱歌、祈祷或做一些仪式感强的事情，目的是给予病人精神上的帮助和鼓励，或者使病人因此获得神灵的护佑而尽快恢复健康[15]。但天花是传染性极强的聚集性疾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情况更糟——参加者很快也得了天花，然后很快传给家人、朋友和邻居，甚至陌生人，然后一个接一个传下去[4]37。

另外一种“灵魂疗法”是请“灵魂法师”来唱歌祛病。斯道罗“口述”史上也提到“灵魂法师”怎样用唱歌来治疗天花等疾病。虽然今天的斯道罗人病了会去医院治疗，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仍很依赖“灵魂法师”，借以获得心灵上的安平警醒。20 世纪20 年代，出现了一位闻名遐迩的斯道罗“灵魂法师”泰召特，据说其母也是一位“灵魂法师”，他说他所用的祛病歌曲不是母亲而是神灵传给他的。当唱这些歌时，“他会抓住疾病并把它扔掉”[16]，当被告知疾病已去，病人就会变得积极乐观起来，于是很快康复。针对不同的疾病，泰召特会唱不同的歌曲，在所有的歌曲中，据说还有一首能治疗“天花、发烧、中风、肺出血和肺炎”[16]。

因接受“灵魂疗法”而幸存下来的天花患者也讲述了其独特的心理感受，他们说自己因接受“灵魂治疗”而获得了特殊的精神力量，变得无比坚强起来，浑身上下充满力量，因而战胜了天花。不得不说，对患者采取的这种特殊的精神干预有时也起一定的作用，比如一些斯道罗人通过“灵魂疗法”逃过了19 世纪再次入侵的天花[4]38。当然，我们知道，单纯依靠精神治疗是远远不够的，但现代医学早已证明，患者的精神因素在治疗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天花对斯道罗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1782 年的天花破坏性史无前例，天花过后，整个斯道罗社会的方方面面创巨痛深。斯温诺米什保留区酋长马丁·桑普森在20 世纪70 年代写道，欧洲人“从未见过印第安人的全盛时期和文化鼎盛时期，他们所发现的是曾经强大的民族由于瘟疫而支离破碎”[17]。由于人口大幅度减少，经济严重萧条，人们缺吃少穿，疾病缠身，生活艰难，传统文化濒临崩溃。但从另一方面看，天花大爆发及后来的“淘金热”不仅丰富了斯道罗人的民族阅历，还改变了斯道罗人在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看待领土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而也对其民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天花对斯道罗人生活的影响

诚然，患天花死去的人是不幸的，但侥幸活下来的人也生不如死。“幸存者满脸疤痕，脸上坑坑洼洼、麻麻点点，一只眼失明。”[13]528，538前面提到，失明是天花常见的并发症，幸存者因缺乏营养，失明的人很多。天花对人体的摧残是不可逆的，因天花瘟疫而遭受的精神创伤更是难以修复，天花彻底改变了斯道罗人的生活。幸存者除了忍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外，还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即吃饭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1782 年的天花侵袭斯道罗地域是在夏末或初秋，而那时正是斯道罗人忙于捕获猎物、捕捉晾晒三文鱼以及大规模采摘晾晒蓝莓等果实的黄金季节。错过了该时节，猎物就会躲进深山老林，三文鱼就会游走，蓝莓等也会烂在地里，冬天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斯道罗人就得忍饥挨饿，或因缺乏维生素C 而罹患各种疾病。但在收获季节，天花爆发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从此生活在悲痛、绝望和恐惧中，许多人还患上了肺炎、胸膜炎和由角膜疤痕而导致的失明症及其他并发症，再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去预备过冬的食物。在接下来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许多人逃过了天花，却死于饥寒或精神疾病[4]37。

天花带给斯道罗人的苦难罄竹难书，据学者估计，约62%的斯道罗人死于1782 年的天花，而接踵而至的传染病如1824 年的天花和麻疹、1848 年的麻疹和1862 年的天花，以及其他由欧洲人传入的疾病如腮腺炎、肺结核、性病（淋病、梅毒）、伤风、流感等更加剧了斯道罗人的苦难[4]37。

（二）天花对斯道罗“口述”传统的重创

天花对斯道罗人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不言而喻，了解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天花带给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有一个更全面的思考和认识。斯道罗人虽没有文字记载的传统，但像天花瘟疫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借由“口述”传统得以世代相传，但“口述”的前提是人必须“活着”，因年龄和健康等原因，老人更容易在瘟疫中去世，随着老人们的大量离世，关于天花的更多详细“口述”记录也就不复存在。

侥幸活下来的老人，要么身体残疾，要么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再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学者乔治·吉尔梅特所说：“在以口头交流为主的社会里……（老人）是儿童和成人的榜样，老人的去世有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组织及社会稳定。而且婴儿、配偶、祖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死亡导致家庭或姻亲关系的大家族无法延续，这种损失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18]

在斯道罗社会里，老人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老人角色的缺失意味着斯道罗人生存能力和文化传统的流失。虽然把斯道罗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也不能真正了解斯道罗老人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天花使大多数老人相继离世，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知道的一切，由此造成了知识的缺失和学问的断层即所谓的“文化流失”[4]39。

（三）天花瘟疫造成的斯道罗人口迁移

斯道罗老人的“口述”故事和探险家们的相关描述都谈及了天花导致的人口锐减，也谈到了幸存者们为生存和延续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了渡过难关，幸存的斯道罗人竭力从祖先那儿汲取经验，他们从“口述”传统流传下来的故事里，借鉴前辈在应对饥荒、大洪水和大雪灾所采取的迁移经验，找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寻求到了心灵的慰藉[4]96。同其他地方的幸存者一样，侥幸活下来的斯道罗人选择了举家搬迁，这是他们应对灾难的首要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就这样，斯道罗人以祖先为鉴，参考早期祖先应对天灾人祸的办法，使族群或新族群得以继续生存，原住民历史得以继续往前推进。

1782 年的天花瘟疫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不言而喻，斯道罗人口锐减2/3[4]72。“疾病面前，（斯道罗）海岸萨利希人往往会向自己的故乡及故乡的神灵寻求庇佑。”[19]妇女离开染了天花的丈夫，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之后就死在那儿；有的村子人全死了，有的村子只剩下一两个人。

天花过后的斯道罗境内，大部分村庄等小定居点被遗弃，零星的幸存者选择离开家乡，利用各种关系投亲奔友，四面八方的幸存者陆陆续续搬到人口较多的镇上去居住，这样，镇上的人口逐渐多起来，人们的生活逐步稳定下来，人口也开始慢慢增长，新的族群逐渐形成，文化习俗逐渐融合在一起。

斯道罗人的另一种移民方式是“部落合并”。部落合并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聚集，还意味着各部落文化习俗的融合。例如，“弗雷泽河河口的几个小部落并入马思奎部落。但在早先，这些部落是十分独立的。”此处的“独立”意思是说，这些部落具有各自不同而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6]72“沿阿鲁埃特河而居、领导权世袭的克莱克顿族的人，由于人口骤减，整个部落连同其殡葬习俗一并纳入凯奇族。”[6]71

早期加拿大民族志学者乔治·道森是首批将人口迁移视为人种志问题或历史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天花第一次袭击海岸，是在白人来了之后，天花不仅使印第安人人口骤减，也使幸存者们住得更加分散，可能后来这些幸存者聚拢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村落。一旦形成文化独特的村落，当人口减少时，部落或部落的几部分会并在一起，以寻求互相照应、相互帮衬。”[20]但是，这种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原住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其集体身份的界定或重塑，以及如何影响其对各自民族历史的理解所发挥的作用，至今还无人探究。[4]97不管怎样，天花瘟疫促成的原住民人口迁移及部落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繁衍生息，加强了部落的凝聚力，促进了部落间的交流及文化的融合，加速了原住民灾后重建的步伐，从而使其传统文化得以生存和延续。

（四）天花瘟疫对斯道罗人信仰的影响

天花过后，夹缝求生的斯道罗人痛定思痛，全面反思。天花爆发时，斯道罗人注意到当时境内并没有见到过欧洲人，所以就没有把欧洲人与天花联系起来，但后来他们发现，欧洲人不仅也得天花，而且得天花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他们，再加上当时斯道罗人对已知传染病知识的增加以及对欧洲人更多的了解，他们才得以重新审视以往的历史记录，并调整了早前的解释[4]97。

历史学家基斯·卡尔森通过仔细研读“口述”历史文献得出以下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到1782年，原住民已通过部落间的信息交流，获得了很多与欧洲人及其传染病相关的信息，这足以使他们可以把天花与早期的“自然”灾难区分开来[21]93。也就是说，斯道罗人意识到，天花的爆发不同于早前的大洪灾或大雪灾等自然灾害，不是“上主”因他们人口众多或对“上主”的疏远而故意惩罚他们，也不是变形神要重新把世界变形或重塑，而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即天花是从欧洲人那里传来的。

天花瘟疫使斯道罗人重新审视他们的信仰，重新调整他们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在斯道罗人原始的宗教里，人们普遍相信某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将所有斯道罗人联系在一起，这种精神力量创造了生命和世间万物，并使其繁衍生息。在欧洲人踏上斯道罗土地之前即斯道罗人还未接触到外来文化之前，斯道罗人称这种精神力量为“奇彻尔·西亚姆”意即“天上的酋长”或“造物主”。后来，随着欧洲传教士的涌入，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斯道罗人的信仰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们对这种精神力量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称其为“上主”或“至高领导人”。正如基斯·卡尔森所说，虽然对类似“上主”等至上神的概念在原住民与外来文化接触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对于“上主”是谁（或是什么）的理解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对“奇彻尔·西亚姆”称呼的改变表明斯道罗人对“上主”的崇拜程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悄然发生着改变。斯道罗人认为，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之前，他们与至上神之间的联系是“被动的”，至上神偶尔也会发挥一下神力主动“干预”人类和其他事物。据1862 年开始传教的卫理公会传教士托马斯·克罗斯比说，他所接触的斯道罗人都“信奉一位伟大的神灵，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除非斯道罗人遇到巨大困难或极大危难时，这位伟大的神灵才会主动关心他们，而他们也从不主动去祈求他的护佑。”“18 世纪晚期天花瘟疫之后，斯道罗人在信仰上发生的微妙变化，可能是因为幸存者意识到与‘上主’加强联系的重要性。”但是，原住民的信仰跟他们的历史一样，可能会因为新的信息和历史事件而发生某种改变，但绝不会失去其民族性。

1782 年的天花瘟疫过后，斯道罗人开始反思，他们不再固守传统医疗，积极接受欧洲人医治天花的方法，包括18 世纪早期欧洲医生采用的“接种”，以及18 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金纳（1749—1823）发明的“种痘”，到19 世纪中期，只要天花爆发，斯道罗人就积极接受和配合传教士和加拿大政府官员给他们“种痘”。1862 年，天花侵袭不列颠哥伦比亚，天主教和卫理公会传教士给数百名斯道罗人种了痘，斯道罗人因此躲过了一场灾难，而远在北方的其他原住民就没那么幸运，由于没有种痘，他们的结局非常悲惨。

综上所述，1782 年的天花瘟疫对斯道罗社会创巨痛深，对斯道罗文化的影响史无前例，瘟疫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首先，瘟疫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口骤减，而以人为本的“口述”和“赠礼节”等民俗传统难以为继，因而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文化基础遭到极大破坏，传统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其次，瘟疫对斯道罗人的信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瘟疫到来前，斯道罗人相信，他们信奉的“造物主”即“天上的酋长”会在大难来临时“主动”护佑他们，但事与愿违。瘟疫过后，斯道罗人逐渐意识到，瘟疫不是“造物主”对他们的惩罚，而是因欧洲人而起，再加上欧洲传教士的宣传，斯道罗人的信仰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所信奉的“造物主”逐渐和基督教的“上帝”模糊地合二为一，斯道罗人称之为“上主”。也就是说，瘟疫使斯道罗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信仰，重新调整他们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最后，天花瘟疫丰富了斯道罗人的民族阅历，加快了其民族觉醒和民族自强的步伐。瘟疫爆发前，斯道罗人目睹欧洲人入侵，土地被霸占，资源被掠夺，因而冲突不断，民族矛盾升级；瘟疫流行期间，斯道罗人主动自救，互帮互助，积极采用传统疗法对抗瘟疫，虽收效甚微，但斯道罗人一直没有放弃自救；瘟疫过后，斯道罗人以祖先为鉴，人口开始迁移，部落开始合并，文化得以融合。灾难使斯道罗人抱团取暖，夹缝求生，从而逐渐促成斯道罗人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如此，斯道罗人开始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外来移民和外来文化，比如接受欧洲人治疗传染病的先进疗法和预防措施，并积极接种，从而成功躲过了再次入侵的天花瘟疫，民族得以繁衍，文化得以延续。

结语

总之，没有什么比天花带来的灾难更能清楚地阐释北美融入全球交流体系的后果。虽然“口述”历史和欧洲探险家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原住民人口的损失，但他们也提到了幸存者为重建一个有序的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天花过后，斯道罗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其最明显的特点不是这些变化本身，而是斯道罗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文化延续的惊人程度，而凡此种种正是对斯道罗社会力量、耐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有力证明。瘟疫无疑是可怕的，但它并没有把斯道罗人赶尽杀绝，劫后余生的斯道罗人积极反思，痛定思痛，努力消除隔阂和偏见，重新审视自身与他人、资源及领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斯道罗文化才得以持续发展和发扬光大，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斯道罗人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无穷耐力，以及斯道罗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