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从哲学角度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应该是在“道”的层面居多。但强调“道”并不意味着对“术”的忽视,因为“术”也是基础性的内容之一。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首先面对大量“术”的要求,涉及具体方法或技术问题。现代社会愈益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上筑牢国家治理的根基,当然非常重要。“术”的实行和贯彻是长期和细致的,很多方面的努力都在这个层面上。正因为它复杂并可能是大量工作集聚所在,因而仅就“术”的层面把握国家治理显然不够。它需要有更高层面的概括和把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
在具备基本的“术”的条件下,更应该强调“道”的重要性。而重视“道”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形成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国家治理问题十分复杂和困难。在复杂性增强的情况下,要能够使对事物整体和发展方向的把握达到更概括和简约的层面,“道”的作用必然突显。具体事物是有形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从观念上对事物整体和发展方向的把握。哲学为我们以简约化的本质性、整体性、系统性方式把握复杂事物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思维形式。
中国历史上那些比较开明和有为的统治者或治理者,都比较重视“道”,“以道驭术”。这是一种文明的传统,如果不这样做,复杂的国家治理就无从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需要处理大量具体问题。与此同时,从“道”和“术”的关系层面概括和把握复杂的对象世界,成为更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