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视野下检律关系研究

程爱军 王华

(1.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2.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湖北 荆州434020)

2019年10月24日，《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在第四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中，《意见》对法检部门有效维护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的权利以及值班律师应承担的法律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不难看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环节变成了检律交锋或协作的第一阵地，这自然会对检律关系带来深远影响[1]。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给予检察官定罪量刑意见更大权重的同时,也给律师带来了更大的辩护空间。但是，无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都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才能最终完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达成一致的过程无疑会充满博弈与妥协，但其中更强调的是双方的协商合作关系，这深刻塑造着新的检律关系。由此可见，《意见》对检律双方控辩协商、检律协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构建新型的检律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行动指南。长期以来，在我国刑诉司法实践领域，检察官和律师在社会地位、职业认可度、犯罪证据获取渠道和信息资源、诉讼权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检律双方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容易导致检律关系畸形发展，双方信任感缺失，沟通交流渠道受限，最终导致司法审判公权力的规范性制约无法有效增强，为检律良性协作关系埋下隐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学界很少有人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角度来审视检律关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