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看张道一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贡献

万书元

我采用“从历史视角看张道一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贡献”这一标题，其实就是想寻找或者说重构一种历史的同一感。当今比较年轻的学者可能只知道“艺术学理论”，并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艺术学”[1]，换句话说，他们并不知道张道一当初创建艺术学学科的时候，“艺术学”既是文学门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又是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现在，艺术学已经扩展成为一个与文学并列的独立的大门类，原来的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则升格为一级学科，同时名称改成了“艺术学理论”。这确实有利于在门类和一级学科之间作出区分；但同时，这对人们把握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历史感和连续性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困扰。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第一现场，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叫作艺术学理论的东西。中文所说的艺术学，或英文所说的Art Science，都是来自德语Kunstwissenschaft或Wissenschaft der Kunst，前者是比较流行的用法，后者是哲学家和艺术学家谢林的用法，两种表达意思完全相同，只有词语顺序上的细微差别。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oir）于1906年发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Ä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并主编同名杂志之后，作为一般艺术学（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的艺术学才真正广为人知。

艺术学在中国的传播颇具戏剧性。

如前所述，艺术学的老家是在德国，但是，艺术学最早并非从德国传入中国的，而是由留日“海归”、中国艺术理论家和画家俞寄凡从日本间接引入中国的。他早在1922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不过，由于作者黑田鹏信对艺术学的介绍过于简略和浅显，译者俞寄凡也没有对艺术学这一新兴的理论作更多的诠释，艺术学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次年，俞寄凡的留日好朋，也是《艺术学纲要》的序作者的滕固，曾经在《学艺杂志》（1923年）第4卷第10期发表《艺术学上所见文化之起源》[2]一文，专门介绍艺术学，但依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丰子恺在1928年重译《艺术学纲要》后，并没有沿用原来的书名，而是改名为《艺术概论》出版，显然，艺术学这一概念在当时还有点水土不服，在学术界还不太受人待见。

其实在1922年俞寄凡出版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之前的1920年，来自中国的青年诗人和学者宗白华不仅已经在德国本土邂逅了艺术学，而且还幸运地成为现代艺术学的创始人、时任柏林大学教授的马克斯·德索的学生。只是，在1925年回国之前，宗白华由于忙于学习艺术学、美学和哲学之类的课程，同时又专注于《三叶集》和《流云小诗》之类的创作，无暇向国内学界介绍德索的艺术学，直到回国一年多之后，他才开始在东南大学的讲坛上讲授老师的艺术学。从1926到1928年，他整整开了三年的艺术学课程。

宗白华的艺术学课程结束的时候，正好是丰子恺将《艺术学纲要》重译并改名《艺术概论》出版的同一年。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以授课的方式传播艺术学，其社会效果显然是很受限制的；同时也说明，这一个时期的艺术学研究，还是非常冷门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宗白华的艺术学课程完全无效，也不能就此判定，宗白华只能通过授课形式来传播德索的艺术学。事实上，宗白华自从留学回国之后，一直在先前的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工作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人虽然在哲学系，却并不妨碍他参加艺术（学）系里的诸多学术活动，不仅如此，他的艺术学理念也对艺术系的众多艺术家及其主事者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我这里指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玩味的事实：中央大学（也就是从前的东南大学）从1941年12月21日开始，在将其师范学院三年制的艺术专修科升级为五年制本科的同时，将艺术专修科改名为艺术学系，而且这个系名一直延续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也就是说，在差不多11年里，中国有一所知名大学的一个知名的教学机构一直高挂着艺术学系的招牌。无论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艺术学发展史上，这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央大学的艺术专修科改名为艺术学系的实际操作者是徐悲鸿的学生、著名留法画家吕斯百。在徐悲鸿离开中央大学期间、甚至在徐悲鸿返回中央大学之后，吕斯百总共做了十年的艺术学系（含1941年前近3年的艺术专修科主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学系可以说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学术大本营（第二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吕斯百能够在这里担任艺术学系主任，艺术专修科能够改名为艺术学系，固然与吕斯百的声望和过人的识见相关，但是，徐悲鸿的策划、支持和推动可能更为关键。吕斯百在1943年中央大学艺术系十六年庆祝会上的讲演中说得很清楚：“本系十六年来是繁荣的，学风是一贯的。在艺术教育上的贡献也总是站在前面的。我觉得本系幸运之至，就是呱呱坠地时，能得到徐悲鸿先生为导师。直到现在，系与先生竟不能分开。系的精神抱负与成就，亦就是徐先生的精神抱负与成就。”[3]吕斯百的发言，就是宣告：艺术学系的领航者和灵魂人物，就是徐悲鸿。

那么，这与宗白华有何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宗白华和徐悲鸿渊源很深。两人既是欧洲留学时期的好友，又是中央大学时期的同事。宗白华1920年到德国留学，路过巴黎时就专程拜访了在那里学习的徐悲鸿夫妇，徐悲鸿还热情地带他参观卢浮宫和罗丹纪念馆[4]。宗白华到德国柏林的第二年，即1921年，徐悲鸿又偕蒋碧微来柏林居住，而且一住就是3年。宗白华曾经回忆说，那时徐悲鸿向德国著名画家康夫（Kompfr）求教，“我也同到康夫加听他的言论”[5]。可见他们当时关系之密切。

宗白华在《自传》中告诉我们，他1925年由德国回国之后，就在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1938年随学校内迁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直至1952年在院系调整的大潮中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6]

徐悲鸿在宗白华回国之后的第二年，即1926年年初回国。两年之后的1928年3月，徐悲鸿就应南京江苏大学（即东南大学，次年再改名为中央大学）之聘，兼任该校艺术教育专修科美术教授，成为宗白华的同事。在徐悲鸿回国和受聘江苏大学教授期间，正是宗白华在南京讲授艺术学课程的时候。此后，除了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之间短短的几个月之外，直到1942年10月，徐悲鸿一直是中央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在柏林留学时期，还是在宗白华讲授艺术学课程时期，或者是宗白华和徐悲鸿作为中央大学的同事交往的时期，徐悲鸿都有很多机会受到宗白华的艺术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中央大学之有艺术学系，背后的推动者必定是徐悲鸿，而徐悲鸿背后的推动者，则必定是宗白华——或许我们应该把宗白华视为中央大学艺术学系时期的幕后的学术策划者。

可能有人会认为，中央大学艺术学系，无非是空担了几年的艺术学之名，并无艺术学研究之实，这有何用？确实，在当时，研究艺术史的常任侠是在文学院；倡导和教授艺术学的宗白华则是在哲学系。吕斯百在《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7]一文中，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当时的艺术系也好，后来的艺术学系也好，虽然重视学术研究，尤其重视艺术教育[8]，但是，除了“艺术学”这个名称与德索或宗白华有点关系之外，还真找不出与艺术学理念的更深刻、更明确的联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那个年代，一所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大学，一个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教学和学术机构，能够把艺术学系的招牌挂十多年，这无论从客观上说，还是从主观上说，都是非同寻常之举，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为艺术学作最为直观和最为执着的宣传，[9]正如德国人阿尔伯特·冯·扎恩当年主编《艺术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Kunstwissenschaft）（创刊号1868年）一样。这本杂志虽然因扎恩的英年早逝而夭折，总共只编了6期，而且，严格说来，在这6年的6期之中，也没有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研究论文，但是，它在德国艺术学发展史上，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桥梁作用——它至少使艺术学从谢林的一般艺术学理念到德索的现代艺术学之间实现了一种血脉上的贯通。

中央大学艺术学系首任主任吕斯百于1947年8月辞职，1947年底由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工笔画画家陈之佛代理主任（次年转为主任），1949年8月，油画家黄显之接替陈之佛担任艺术学系主任，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从徐悲鸿、吕斯百，到陈之佛，这几位艺术学系的掌舵人，都是与宗白华私交甚笃的好友。徐悲鸿自不必说，两人不仅相知相交历史久远，后来还是长期的同事，宗白华还为徐悲鸿写了不少评论或回忆文章；吕斯百和陈之佛，前者是油画家，后者是国画家（工笔），也都是宗白华十分欣赏的艺术家。1942年3月29日，宗白华曾经应吕斯百之邀，与李长之一道到吕斯百的凤凰山画室观画。《凤凰山读画记》（载于1944年4月20日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就是这次到吕斯百画室观画的产物。而在去吕斯百画室观画之前，宗白华刚刚发表了《读画感记：览周方白、陈之佛两先生近作》（1942年3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一文，对陈之佛和周方白两位画家的作品作了极为中肯的评价。

陈之佛后来曾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苏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画院画师等职。他既是一位在工艺美术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又是一位在工笔花鸟创作领域声誉卓著的画家——是一位少有的在创作和研究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大家。

前面说过，由于宗白华的影响，在徐悲鸿的主导之下，经由吕斯百，中央大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学系，后又经陈之佛和黄显之，把艺术学系的大旗牢牢地树立在中央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为止。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艺术学的机构在国内就完全销声匿迹了[10]。

但是，1994年初，同样是在南京，同样是在原来的中央大学的所在地，并且是在中国大学艺术教育的创始者李瑞清的当年居住的梅庵（也是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小提琴练习室和徐悲鸿曾经的办公室），艺术学系的招牌又一次树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创立的第一个艺术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

两年之后的1996年，国内第一个艺术学硕士点（二级学科）也在这里诞生了。又过了两年，国内首个艺术学博士点诞生了。艺术学学科，就这样在南京、在中国诞生了。

1996年，东南大学艺术学硕士点获批时，艺术学系还没有招收本科。1998年东南大学获批博士点授予权时，首届艺术学硕士生还没有毕业。东南大学艺术学系从1994年建系，到1998年获得博士点授予权，前后只用了四年时间。很明显，艺术学这个学科，在彼时彼刻，充分满足了当年国家的学科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当年掌舵人和领航者张道一，为推动这一学科的建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时也，运也，命也。艺术学的故事一直在南京的这所大学的前世和今生上演，这看似是一种宿命，其实是一种必然。

因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创始人是张道一教授。张道一又是中央大学曾经的艺术学系主任陈之佛的入室弟子。在1953年至1955之间，张道一曾经在陈之佛的指导下研究民间艺术和工艺美术。陈之佛虽然不可能教导张道一如何研究艺术学（充其量带给张道一一部活的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系史），但是，他却给张道一打开了一扇研究之“门”，学术之“门”，“取益在广求”（陈之佛曾经让青年张道一找人刻一方这样的印章）的学术研究的宏阔之“门”，使他在研究上具备了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跨学科整合的追求。张道一曾经这样评价陈之佛，他说，陈之佛一方面具备新的先进的设计思想，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具备适应那个时代的设计基础和条件。中国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觉得有这种设计的需要，即便是当时的“洋务派”，看重的也仅仅是军事机械方面的需求，生活日用品方面就不在考虑之列了。“要从意义上讲，陈先生不是给我们开了一个门，而是给我们造了一个门。因为尽管我们古代的手工业产品那么丰富，水平那么高，但是，当时每个人都认为手工业是不会走向学术的，也就是没有这个门，名单里没有这个号。可陈先生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号，造了这么一个门。至于说这个门谁进去，门到底由谁打开，那是后人的事，但是作为造门的人可了不起。陈之佛先生就为中国的设计艺术这个学科造了一个门。”[11]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陈之佛早年为这个设计艺术这个学科“造了一个门”，才激发了张道一后来为艺术学学科“造了一个门”。

不管你承不承认，艺术学这颗种子是宗白华在20世纪20年代在南京播下的，4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到90年代中后期，仍然是在南京，这颗种子开始生根并成长起来——当然，很快全国各地的艺术学学科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了。

质言之，艺术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到20世纪40年代成为中央大学艺术机构的名称，在漫长的20多年里，可谓筚路蓝缕，一路坎坷前行。必须承认，艺术学的先行者们为中国艺术学的建立作了很好铺垫性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最终都没有形成气候，没有产生太大的成效。

艺术学真正启动，是在1994年张道一调入东南大学并创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时候。正是他，在1996年和1998年率先创建了国内首个艺术学硕士点和首个艺术学博士点，做出了前人想做而没有成功的事情。就对艺术学这个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而言，张道一居功甚伟。今天，趁庆贺张老先生九十寿辰之际，让我们向他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注释：

[1] 20世纪90年代，艺术学处在文学的门类之下。一级学科叫艺术学，其下属的二级学科也叫艺术学。其实两个艺术学内涵是不一样的，作为一级学科名称的艺术学，相当于艺术门，即Art Category；作为二级学科名称的艺术学，才是Kunstwissenschaft。艺术学升级为与文学并列的大门类之后，自然成为Art Category，而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则成了Kunstwissenschaft。

[2]腾固：《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3]吕斯百：《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中国美术教育》1992年第3期。

[4]林同华：《宗白华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5]宗白华：《忆悲鸿》，《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6]宗白华：《自传》，《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7]吕斯百在这篇讲话中，使用“艺术系”而非“艺术学系”，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因为中央大学艺术系16年的历史，不能用“艺术学系”来贯穿始终。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吕斯百：《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中国美术教育》1992 第3期。

[8]吕斯百：《漫谈艺术教育》，《江西地方教育》1947年第1-4期。

[9]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当年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之后，我们日常面临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这样一个几乎是永恒的疑问：“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为什么不叫艺术系，非要叫艺术学系？”我们的每一次回答其实就是对艺术学理念的一种宣传。当年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教师，一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0]除了马采还在研究艺术学之外，艺术学的研究也基本是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

[11]张道一等：《张道一忆恩师》，《艺术与设计》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