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棒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0)
屈原的《天问》可谓是一篇奇文。其一“奇”在形式:通篇由172 个问题构成,语气强烈,一气贯穿。其二“奇”在意象:上至宇宙生成、天地成形、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下至圣贤奸邪、治乱兴亡等古史国事,气势博大,意象瑰丽。如此这般奇文究竟为何而作,众说纷纭。
关于《天问》的作意问题,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注《天问》时认为,屈原作《天问》属观壁时偶然起兴。故上天入地“呵而问之,以渫愤懑”,内容庞杂,亦无次序。这种说法被称为“观壁起兴”说。
这种说法乍一看有理,但经不起推敲,有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张德育就认为所谓“观画题壁”的说法不过是王逸的主观臆测,因为《天问》中有许多探究事理的问难,是任何丹青妙手都无法描绘的。[1]再者,从现代文论的角度考虑,作为意向性客体的文学作品是主体的意识行动的产物。《天问》一百多个问题洋洒成篇,何以尽偶然兴发,全无次序呢?必然有其内在的主观逻辑,方能连缀成篇。因而,这种观画题壁,偶然兴发的无序说,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天问》的作意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种。一是“抒愤”说,即认为《天问》所作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愤懑之情。“诗言志”向来就是我国诗学传统,屈原品质高洁,其心日月可鉴,他所作的诗文无不真率地表达着他的真性情。《天问》中也有不少抒发愤懑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