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白银货币化与明代资本主义转型幻象

马应保，罗敬达

(1. 兰州交通大学 教师发展中心，兰州 730070；2.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一、前言——从魏源到贡德·弗兰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权力是一种资本权力，而货币只有在联系产业资本循环时才具有资本的职能，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1]。由此，明代白银货币化间接成为了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表面上看为明代资本主义转型奠定了基础。魏源和贡德·弗兰克皆谈到了白银货币化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比如，在如何看待晚清经济问题上，魏源为后继的历史学家铺设了一条解释路径。魏源计算了公元1837年的广东进出口商品额，并得出结论：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又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之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2]。从魏源的结论中，后人可以窥测到三层主要信息：首先，在鸦片未流行晚清社会时，中国仍然是贸易高顺差的国家；其次，鸦片的买卖仅对晚清经济贸易这一项的危害就是不可逆的，这里不计入鸦片对劳动力等其他层面的伤害；最后，从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得出一条引论，晚清社会时白银的流入和流出紧密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

后续史学家不乏以白银的“吞吐量”去作为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尺，其中贡德·弗兰克就是一名“偏执”的旗手。弗兰克综合前人的数据估算认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和日本生产了共三万八千吨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区间大约是7000吨至100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