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王庆超

(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工业文明消解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成元素之后，现代性便随之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在人的无限欲望的解构下变得支离破碎，生态危机成为当代人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当所有的理论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世界的目光开始转向马克思。客观而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那个特定瞬间”，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显性问题，但他们却以敏锐的意识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并前瞻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主体，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以战略眼光关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片面认识到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1 毛泽东：“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

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党的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也时常闪现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集中反映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水平。纵览毛泽东各时期的著作，他不仅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给养，传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而且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一，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产物，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38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并在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影响下，进一步阐述：“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2]194正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必定要服从于自然界中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和法则。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但这种自然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界，而是经过人类主体实践过的自然环境，人不仅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3]121，而且可以在“长期劳动过程中一面变革自然，一面变革自己的生理与性质”[4]211。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因而实践是受制约的实践，更看到了人的实践又不断地将自在世界变成人的感性世界，即人能够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第二，人是自然界的奴隶，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5]846，这是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观点，主要从实践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然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生存于其中的一般动物以其本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因而自然界无所谓主体、客体之分。但是，一旦开始了物质生产活动，人类便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于是就有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人类要生存，首先必然地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客体来对待，因为它是人们生产的直接对象；同时，人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界的，这就必须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人类自身成为实践主体。因此，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5]833也就是说，人们不能无视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一意孤行，只有了解并掌握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否则只能是自然界的奴隶。

第三，人们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5]824-826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如此，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亦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6]269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845，因而，人们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整体上看，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面对长期战争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观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理念的萌芽，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开端，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邓小平：“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共产党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时代特点，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响亮口号，与此同时，也敏锐地看到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密切关注着生态环境问题，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为依据，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第一，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征服、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陶醉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然而，传统工业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以及各种享受之外，也使人类陷入了深刻的困境。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将人类与自然简单对立起来，宣扬对自然巧取豪夺的扭曲的工业物质文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提出要摒弃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仆关系、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观念，尊重并顺应自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7]442此外，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时，邓小平着重点明了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强调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至此，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命题逐步明晰起来。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关注的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是共生的，生态效益上不去，经济效益就会打折扣，因此，“要采取强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8]312，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8]21。可见，邓小平不仅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长远规划和坚持不懈，为了实现这一长远规划，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

第三，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根本保障。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8]379，同样，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依靠严格制度与严密法治来保障。正是在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的引领下，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其后，《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专门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我国环保立法逐步系统、完善。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保护被赋予了我国基本国策的地位，从战略上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审视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著述、谈话和实践中蕴涵着对环境保护的深刻思索，闪现着生态文明思想的熠熠光辉。他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框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举措，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维度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指向和价值意蕴。

3 江泽民：“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不能回避的难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把握时代的脉搏，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把可持续发展思想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论述、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第一，正确认识、合理改造自然。“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233九八抗洪之后，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这一具有跨越时空的真理力量的重要论断，并概括指出“恩格斯这番话讲清了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9]233，即人类可以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然而，“历史的事实说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并不总是即时即刻就能全面把握它的”[9]233，因此，“规律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现象的不断往复才能更明确地被人们认知”，“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以利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搞得更好，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9]233。由此可见，江泽民充分认识到中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基本实情，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应然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得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9]337的论断。

第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全方位深刻变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0]518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后得出的清醒认识和正确抉择。对此，江泽民深刻指出：“世界发展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10]533此外，人口数量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必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均重申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更是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1]15，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科学技术是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结晶。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江泽民将科学技术与生态保护关联起来，并明确指出：“在现代，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12]254可见，江泽民在承袭了科学技术“生产力”属性的基础上，赋予科学技术更广泛的功能，将科技进步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他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13]950，理应服务于解决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服务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思索的结晶，是对我国长期发展中经验教训的凝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可以说，通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中国现代化顶层设计的条件基本成熟，“建设生态文明“的执政理念呼之欲出。

4 胡锦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世纪之初，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重困境，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承袭历代共产党人的生态思想，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自然中定位社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新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第一，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思想喻花,实践谓火。社会变革之火往往会带来思想之花的动态变化，而新的思想之花又往往会引燃社会变革之火，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变革思想观念，关键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加倍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11]853这是胡锦涛总结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思想，立足于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一客观实际，做出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判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14]715基于此，胡锦涛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共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第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观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理念不断探索的伟大成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成为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胡锦涛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11]850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凸显了胡锦涛生态观的逻辑主线：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维系不能依靠停止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第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了彻底改变我国生态实践困境，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阐释了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增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站在文明形态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新世纪初的新发展，更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理念认识的升华。

胡锦涛的生态观是新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应对生态安全风险和挑战的智慧结晶。一方面，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立足于当今中国生态实际的执政理念，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5 习近平：“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出发，立足新时代生态环境现实问题的整体性，深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征，形成了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包含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新思路，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5]21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升华，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支柱。他进一步阐释说，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因为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16]525。也就是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绝不能抛弃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这个基础和前提，要努力做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16]207

第二，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7]462“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生动、最形象的表述，也是关于生态生产力即自然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精彩概括。在习近平看来，生产力的范畴不再只局限于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经济增长也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指标，为了摆脱要“金山银山”而牺牲“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式，就要建立更加全面、更加合理的发展理念。基于这种认识，他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并赋予其生产力的根基的地位，并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462也就是说，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以生态的方式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有机统一起来，“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有机统一”[18]110。因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要让位于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护。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将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解放出来，并置于生产力范畴的核心，极大地提升了生态环境在生产力系统的地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第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如果说“两山论”形象地表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兴衰论”则精辟地概括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生态可载文明之舟，亦可覆舟。“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1]560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19]172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兴衰论”的思想内核是实现生态与文明的有机融合，基本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原则，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依据。

综合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既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的现实问题，又明确了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并不断为建设生态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