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毛泽东谈学习党史

王颖在《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不仅积极倡导全党学习党史，而且率先垂范，围绕“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从党史中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党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把党的事情办得更好”的现实需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必要条件，加强教育、促进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途径等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学习党史”的问题。在“从党史中学习什么”方面，毛泽东提出，要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既学习胜利的历史，也学习失败的历史；把党的伟大精神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他还对“怎样学习党史”提出了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遵照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以中国做中心”；重视材料的占有、整理和分析；采取“古今中外法”。善于学习、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毛泽东关于党史学习的论述和实践，对于今天我们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毛泽东的辩证法

王南湜在2021年7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长期以来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其所以被忽视，当又缘于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法国唯物主义式阐释和黑格尔主义式阐释。在这两类阐释中，由于毛泽东辩证法的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无法被纳入其中，便只能“削”其独特之“足”以适既定之“履”了。然而，毛泽东这种极具独创性的辩证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巨大创新性贡献，更为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创造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开放了一个极其宽广的理论视域。对于现今正在奋力探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路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理论宝藏，亟待重新探查认识并予以深度开采。毛泽东辩证法是一种实践智慧辩证法。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自然并不满足于只是描述事物的变化，而是通过对于事物变化条件的认识，寻找介入事物变化，以便达致以改变世界为鹄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使命。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的分析，正是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提供的一整套用于指导改变世界的行动的实践智慧的方法论原理。毛泽东根基于中国思维方式对于实践智慧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域。这一扩展不仅意味着为之增添了实践智慧辩证法这一根本性的重要方面，而且更意味着基于这一贡献还可能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

《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建设思想研究

冯留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撰文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并为之服务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鼓舞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建设思想蕴含了民族性、科学性和人民性三重价值向度，是革命胜利和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南，也为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思想指引。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采用民族形式、服务民族革命，彰显了其民族性；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坚持共产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保障了其科学性；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工农劳苦大众”的生活为基础、并为之服务，突出了其人民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在论述文化的起源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群众观，在文化发展和服务的方向上坚持鲜明的人民立场，在文化的作用上凸显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性对于充分发挥文化“革命武器”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传承

周良书、孙延在《唐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李大钊走在时代前列，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序言和第一乐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思考更是深刻影响到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李大钊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而且还将之发扬光大，并固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思想传统。第一，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唯物史观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引入，首先思考和关注的是唯物史观。这种理论宣传和知识普及，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影响很大。毛泽东还继承和发展李大钊民彝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当然，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传承，最为重要的还是他坚持李大钊倡导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第二，李大钊关于“第三种文明”的论述，主张中西文明互鉴的宏大视野为毛泽东所继承，这为毛泽东后来坚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三，李大钊的奋发有为人生观和青春宇宙观给毛泽东以极大触动，成为毛泽东奋斗终生的精神力量。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他号召己辈需要利用现在生活加以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认同李大钊的这一观点，认为“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

毛胜在《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梳理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于1963年12月30日重要批示中的“批判神学”，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科学对待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融于历史文化中的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性继承。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只有对融于历史文化中的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性继承，才能更好地做好宗教工作，更好地研究和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史。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展宗教研究。毛泽东认为，宗教研究需要“外行”来搞，要成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专门研究机构，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开展宗教研究。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怎样研究宗教这个基本问题。也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解读，才能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毛泽东“批判神学”的用意不是否定宗教，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研究宗教，而是否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地研究宗教。毛泽东“出入佛道”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彰显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为我们批判神学和研究宗教提供了范例。

毛泽东批判反思经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评和反思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实践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而结出的硕果。一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对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进行分析，揭批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征，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存在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意识相结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毛泽东在社会理想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的共鸣之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基础。另外，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和破除了农民出身的红军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经验主义，使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无产阶级思想成为农民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三是毛泽东从经验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角度，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不仅揭批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在思想基础上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主观主义的极端，而且从思想方法上揭示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思想方法上清算经验主义错误。

毛泽东军事博弈实践

王向清、朱晓珣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军事博弈是两军对垒过程中双方的军事指挥员运用计策和谋略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争胜过程，具有极强的对抗性。作为一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有着许多战胜敌人的军事博弈实践。毛泽东的军事博弈实践主要有三大理论来源: 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二是战争题材的理论著作和史书的熏陶；三是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并不仅仅局限于其中的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也不仅仅是对其中某些英雄人物的喜爱和崇拜，而在于其能够与实际相结合，进而了解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毛泽东不仅酷爱读史书和军事理论著作，痴迷于其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的博弈过程，还联系实际，将这些博弈方法运用于我军与敌军的现实博弈当中。毛泽东军事博弈实践主要包括：智力的比拼、心理的较量、胆识的角力、谋略的撞击、意志的对抗。毛泽东军事博弈实践具有灵活性、预见性、风险性和动态性等主要特点。毛泽东军事博弈实践还具有冷静理性、知己知彼、辩证思维、守经达权、以众击寡、胜敌益强、奇正相生、崇智尚谋等军事辩证法根据。

毛泽东的解放观

包大为在《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解放是人类为了实现公共福祉而主动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历史性实践。解放观是对解放实践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意识的能动表达，通过激发解放主体的行动自觉来实现其理念。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动态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放观，其解放观在不同阶段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解放观体现为对启蒙运动以来抽象解放观的批判以及对革命话语及其价值规范的建构，在革命实践中将中国人民塑造成能够投身于救亡图存和独立自主发展的解放主体。毛泽东找到了真正的解放主体，抓住客观的解放条件，创造了有效的解放空间。毛泽东的解放观所针对的是最为尖锐复杂的压迫机制，既有共时态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又有历时态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因此，单就理论内核和理论任务而言，毛泽东的解放观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乃至列宁的文本。改革开放以来，曾经被片面理解为聚焦于生产关系的毛泽东思想及其解放观开始真正回归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成为科学诠释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有机统一的理论资源，是批判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理论武器，是当代中国人民理解历史和接续奋斗的理论视角。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及现实启示

黄显中、李盼强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协商建国与民主建政的过程中，对政党协商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作为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开创者，毛泽东采用民主协商的形式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推动了我国具有政治性、协商性、平等性等特点的政党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开拓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境界。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探索，始终遵循着两条逻辑线索：新中国立国建国的实践逻辑与政党协商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毛泽东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具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一是实现了我国协商建国的伟大创举，树立起了政党协商的世界典范；二是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开拓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三是开辟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这一探索对新时代我国政党协商建设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的根本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必须充分认识新时代建构政党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必须坚持发扬民主协商精神传统发展建构政党协商制度。

毛泽东如何克制美军的技术优势

谢峰、李明在2021年8月9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长期领导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克制美军技术优势的思想和做法，为取得对美斗争的胜利和主动提供了科学指导和重要支撑，时至今日仍有启示意义。一是做好斗争的精神准备。第一，不能害怕美国的技术优势。如果思想上害怕，精神首先就倒下了，手脚就被束缚住，美军的技术优势就真的难以打破了。第二，要积极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二是客观分析美军的长处与短处。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力量的较量，但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而加以转化的。因此，在面对具有技术优势的美军时，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我军与美军的具体优劣对比，在看到敌人的长处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时也不能忘记敌人的短处，综合分析敌我优劣，才能真正找出克制美军技术优势的办法。三是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毛泽东立足于人民史观和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来克制美军技术优势的制胜路径。四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强调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发扬自身优势、减灭敌军优势，完全机动灵活、独立自主地指导战争，夺取并牢牢掌控战争主动权，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青年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观

贺银垠在《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伦理学原理〉批注》包含丰富的生命哲学。在其中，毛泽东主要从天人相通的自然主义视角看待人的生死问题，在中国古代生死观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碰撞交融中发展出生死自然、发达身心和超拔个人的独特的生命观。青年毛泽东的生命观源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任务的深刻反思，体现出其自觉将个体生命与争取民族生存权、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结合的鲜明的现实旨趣和价值关怀。他从近代民族国家生死利益的角度来考量个人生命，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解决了泡尔生抛出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两难问题，实现了在服从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践活动中追求个人独立性和自我价值发展的贯通。尽管以个人为立足点的生命观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只占据一小段，但生死自然和生死统一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念；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则是青年毛泽东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群众史观的萌芽，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最为根本的关于生命的乐观、自决、辩证、超然的态度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痕。毛泽东的生命观必定不拘束于纯粹思维领域，而要到中国革命的风浪中践行理想。在确立个人自决基础上个体与民族命运相统一的生命价值后，毛泽东投身于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民族独立振兴的试验场，寻求个人价值和民族利益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青年毛泽东求解妇女解放问题的方法论

樊士博、齐卫平在《现代哲学》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议题。青年毛泽东就赵五贞花轿自杀事件所作的文章，集中展现了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一)打破封建礼教、倡导恋爱自由。封建礼教制约妇女发展，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直接体现。实现妇女解放，必须打碎“三纲五常”，唤醒妇女的个体意识。倡导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是破除封建礼教的突破口。自由恋爱为妇女个体解放奠定了基础。只有个体解放，群体解放才能实现。(二)改造社会制度、健全妇女人格。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家族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造成赵五贞自杀的社会制度包括媒人制度、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这三者共同构成赵五贞面临的社会制度环境。毛泽东的逻辑链条中，只有打破社会制度，才能健全妇女人格。(三)推进教育平等、转变妇女观念。妇女解放贵在教育、重在观念，观念转变才能激活广大妇女的能动性。通过教育增长妇女见识，进而促其精神解放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内在逻辑。妇女接受良好教育，更易打破束缚其发展的精神迷信。(四)实现经济自立、组建妇女组织。经济独立是建立妇女组织的前提。青年毛泽东在组建革命进步团体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吸纳女性会员，为促进妇女组织化作出贡献。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女性社团和组织不断涌现。青年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求解基本勾勒出日后毛泽东妇女观的整体面相，具有源发性意义。

习近平对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曾天雄、夏小凤在《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习近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观。第一，从“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到“坚定文化自信”。“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和“坚定文化自信”都是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习近平对毛泽东的“历史总是要重视的”进一步升华，不仅仅是尊重历史和继承传统层面的表达，而是升华到心理层面的认同。第二，从“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关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问题。如果说毛泽东提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只是初步解决了困惑中国人多年的文化难题，习近平鲜明强调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则是对民族主体性问题和立足点问题的彻底解决。第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均牵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习近平既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辩证取舍，又实现了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充实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第四，从“古为今用”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方针问题。习近平面对新的历史性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既继承了毛泽东倡导的古为今用文化发展原则，又吸收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最新理论成果，在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