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丁玲精神转向研究
——基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乡村图景的考察

潘炜旻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一、引言：主体锻造与精神性文本

丁玲谈自己，或是研究者论丁玲，都不限于将丁玲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作家，这是因为丁玲的一生与中共革命有着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出生于清末、成长于五四浪潮中的丁玲，受五四诸多观念感觉影响，在“极容易对一切不满”[1](P 238)的彷徨、苦闷生活处境中，抱持着“以天下为己任”“济人民于水火”[1](P 305)的志向；大革命失败后，意欲探寻“中国、人民出路”[1](P 230)的丁玲思想日益左倾，之后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经过慎重考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丁玲辗转延安，后参与1942年的整风运动、1946年的晋察冀边区“土改”实践，努力适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实现思想情感改造……丁玲的生命历程恰与中共革命实践兴起、探索与展开的过程相互对应，丁玲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正内嵌于她这一不断变迁的生命历程之中。而在这一与中共革命相伴相随的历史进程中，丁玲展现出的生命经历的曲折性与丰富性，与中共革命形成了“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2](P 11)的复杂关系。这使得丁玲被学界视为“不简单”[3]的对象，成为重谈20世纪中国革命浪潮中值得被反复讨论且需要被复杂化的人。而且，学界尝试在丁玲与革命同行的框架里，不断追寻丁玲的逻辑、左翼知识分子道路、革命文艺体制等诸多命题(1)参见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第5期；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