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在《自由生活》中的文化表征

谢雁冰

(福州大学 a.外国语学院;b.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1974年，法国“元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它不仅为社会关系所支撑，也为社会关系所生产。”[1]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将空间由一个静止的地理或者物理概念，转变为一个不断重组和不断建构的动态进程，向我们展示出一种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理论统一性。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所具有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等概念[2]11。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使空间摆脱了单一的物质属性，拓展了空间的社会属性，使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引起关注。

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起点，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的中心论点，即：所谓第三空间，它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大门[2]11。“第三空间”认识论使空间概念远远超越了传统文本中景观、环境等地理因素的诠释方式，成为一种统摄社会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思维方式，以它强烈的彻底开放性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第三空间”不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文学文本中具体存在的可以感知的空间概念，而且针对空间及其文化表征进行了新的编码重组，使空间中包含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均以新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