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戏曲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的矛盾性刍议

袁楚林，魏琛琳

（1.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香港999077；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710049)

引 言

《闲情偶寄》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领域难能可贵的集大成之作。“观人有别言，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1］的李渔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建议集中写在了“词曲部”和“演习部”中，系统、全面地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角度为戏曲创作方式“立法”，以期“为大众慈航”。琴隐翁在《审音鉴古录序》中称此书“可谓梨园之圭臬矣”［2］，后世研究者游友基称“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我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在阐述戏剧创作的规律和总结戏剧创作的经验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以及同时代的戏剧美学著作，在探讨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特性上，又有别于欧洲的戏剧理论，而闪耀出特有的光彩。”［3］目前，《闲情偶寄》已经在海内外出现50多个版本，此亦佐证其受时人和后人推重之景况。然当我们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理论与其具体的创作实践进行对比，会发现其创作并未完全遵循《闲情偶寄·词曲部》中的主张，甚至多有矛盾。这与明末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明末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市民队伍的壮大等都激发着启蒙思潮在市民阶层中的兴起。王阳明的心学为人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泰州学派更是将“道”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肯定世俗生活中人的物质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还是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