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新罪名。像传统盗罪衍生出的掏摸与白昼抢夺,传统奸罪衍生出的刁奸与欺奸,均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少相关判例与法律解释。这些罪名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常有单独篇目,如掏摸与白昼抢夺在《元典章》“刑部·诸盗”篇中列有专目,欺奸在“刑部·诸奸”篇中亦有专目,刁奸虽无专目,但在元后期颁行的《至正条格》中至少有六个条目。元代有关盗罪与奸罪的司法实践,直接影响到以后明清的相关立法。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立法形式、内容及司法实践均对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不过,因元朝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且统治时间不长,其法律影响并未引起后世足够重视。①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元代法律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即多次提及中国古代罪名与处罚变化过程中元代的影响,其中有关盗罪,他根据《元史·刑法志》的相关记载,认为:“明律除规定了上述各种盗罪外,还有掏摸和白昼抢夺二种盗罪,都是承自元代。”[1](P135)至于刁奸,蔡枢衡虽也有所讨论,但因其所根据的《元史·刑法志》未出现刁奸一词,导致他在探讨刁奸的起源时出现误判。本文受蔡枢衡观点启发,拟将视野从《元史·刑法志》扩及《元典章》《至正条格》等元代其他重要法律文献,试图就掏摸、白昼抢夺、刁奸及欺奸诸罪在元代立法中的面貌加以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以后明清的影响,以期引起学界对元代法律地位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