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分析
——以广西良庆镇A村为例

张叶连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半工半耕越来越成为当前农村家庭的生计模式和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意味着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向农村劳动力提供，位于城郊的农民相比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农民更易寻找工作机会，并保持与乡土的联系。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于半工半耕的小农生计模式已有不少著作涉及，且成果显著，如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研究，黄宗智先生对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区域，半工半耕状况及水平都会存在着差异，本研究通过广西良庆镇A村的个案，尝试探讨城市化背景下城郊农民依据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禀赋所选择的半工半耕具体生计方式，进而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这一家庭分工结构背后的行动策略。

1 田野点概况

A村位于广西南宁市良庆镇正南方向9.8km处，距离南宁市五象新区核心区10km处，离五象新区南部开发区仅3～4km。A村现有1717户共6865人，耕地面积365.33hm2[1]。地处丘陵区域，属于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干湿分明，适宜农业耕作，主要品种有水稻、花生等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与玉米、辣椒、韭菜、莴笋、香菜、紫苏等经济作物。

五象新区是南宁城市规划中一个以北部湾为核心的全新城区，是以良庆区的蟠龙片区、良庆镇、玉洞经济园区、沿海经济走廊开发区、龙岗新区、邕宁老城区和那马组团为主的175km2的土地[2]。200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出“重点向南，再造一个新南宁”的战略决策，实施南宁五象新区开发建设。从2013年开始，南宁开始重点打造五象新区，举全市之力持续推动五象新区加快建设。近年来，五象新区开发建设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以及传统农业收益的比重下降，使得A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选择脱离传统单一的小农生计方式，在五象新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从而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本研究中的“工”主要指的是“离土不离乡”的25～60岁农村劳动力就近在城市新区周边从事建筑、环卫等一线行业的生计方式；“耕”是指农业的多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妇女和老人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维持家中生计。

2 城郊农民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

A村由于距离五象新区核心区域仅有10km，距离五象新区南部开发区仅有3～4km，大量的就业机会，交通的便利和地理上的优势吸引了大批农户选择就近务工，从而渐渐形成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具体表现为3种方式。

2.1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

以代际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家庭中的年老一辈在家帮忙照料土地，同时年轻一辈的夫妻外出务工并给予家庭一定的生活补贴的生计方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当时的深圳、广州、东莞等开放城市成为多数A村青壮年劳动力打工的首选目的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凡是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获取家庭收入和建房成为其远赴广东打工的目的和动力，老人则在家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劳动以及承担照料子孙的职务。随着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回到家乡，A村也渐渐出现了许多在周边就近打工的现象。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五象新区的工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其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下班回家休息，老人在家帮忙照料土地和孙辈。在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方式下，青壮年劳动力不需要背井离乡就可以实现就近务工，保证了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还留在乡村，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仍可以举行，村庄的公共空间还比较完整，这也就保证了乡土社会的完整性。

2.2 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

由于A村农户就近务工领域主要在五象新区的建筑行业和环卫行业，而建筑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青壮年男性，因此五象新区各个项目的建筑农民工结构主要以青壮年男子为主，辅以少数女性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家庭需要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很难像男性劳动力那样离开家庭进行非农就业，行业的性别隐形歧视也使得女性劳动力难以获取与男性劳动力平等的薪资收入。鉴于此，部分农村妇女选择留在家务农和照看家庭，男性外出务工，老人在家辅助妇女的家庭劳动。除种植水稻、花生，A村的农户还擅长种植玉米、韭菜、莴笋、香菜等经济作物。就近务工的丈夫在闲暇时间耕理田地，帮忙收割和托运，妇女在家承担起大部分的种植、打理、收割和销售工作。每到韭菜、香菜、紫苏等农产品的采摘时间，父母通常早早起来，完成收割、摘择烂叶、捆绑、清洗、装筐等工作，15∶00—16∶00货车前来装车，妇女跟车到南宁最大的农产品贩卖市场销售，卖完后才回家。除此之外，在韭菜、紫苏、香菜生长的空隙，负责玉米、辣椒、莴笋等当季经济作物的种植、打理和销售工作。多种经济作物联合种植成为A村妇女在家务农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在使一个家庭拥有务农和务工两类收入的同时，由于有妇女在家照看子女和老人，不至于使得子女与老人陷入“留守”境地。

2.3 季节性半工半耕生计方式

在当今这个“不完全的农村社会”里，人们对于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得不外出赚取货币以满足市场消费的需求，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季节性半工半耕的农民工群体即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2]。对于A村农户而言，季节性半工半耕的生计方式指的是在水稻、花生、玉米、辣椒、西瓜成熟的季节在家务农，完成收割和销售工作后再回到工地务工的生计方式。由于A村就近务工的农民工多数是依赖乡土社会网络和包工头等渠道以临时工、小工等非正式身份进入到周边各个建筑工地中，这种非正式渠道和非正式身份极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否能上班，依靠的是工地的用工需求，依靠的是联系人的通知，“有工就做，没工就回家”。如若一个家庭没有种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当季经济作物作为互补，那么一旦到了工荒时期，这个家庭便会同时失去务工和务农两类收入来源。为了避免这种风险，部分A村农户都会种植玉米、辣椒、莴笋、西瓜等经济作物以作为互补。这类农户的特征仍然是“上有老、下有小”，因此农业生产依然是家庭生计的重要保障，其依然作为半自给自足的小农“捆绑在土地上”。

3 半工半耕：城郊农民的理性选择

和背井离乡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不同，城郊农民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可以就近从周边获得大量的就业机会，白天就近务工，晚上回到村里生活。A村靠近五象新区，为了获得最大的收入和保障生计安全，大多数农民主动选择了半工半耕的生计策略保障家庭获取收入和解决温饱问题，半工半耕也因而渐渐成为A村多数农户的家庭生计模式。仍在村里生活的农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就近务工为A村农户提供了必要的家庭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由于农民工自身劳动素质较低，就业竞争力较弱，很难从城市中获得正规的就业，因此，非正规就业如建筑小工、道路清洁等工作成为其就近务工的首要选择。由于非正规就业工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因此需要工农兼业来维持家庭的再生产。或实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年轻夫妻共同外出务工，年老一辈在家帮忙打理田地，照料孙辈；或实行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和老人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或实行季节性半工半耕生计方式，根据季节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通过家庭农业生产补充非正规就业收入的不足，避免家庭在工荒时期陷入无收入来源的风险，保障和维持家庭生计。A村属于丘陵地带，土地普遍小而散，土地能解决温饱问题，却不能解决货币收入的问题。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民不仅需要解决温饱问题，还需要解决子女的教育和成家问题以及衣着、居住社会交往问题。传统的小农经济不足以维持生计，那么就需要依靠“副业”来补足农业。这是农民基于现实考虑而作出的理性调整。

“经济人”假设把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基本原则。当农户作为“经济人”时，其会合理配置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面对城市化背景下日益增加的消费主义压力和子女的读书、嫁娶压力，农民不得不调整家庭生计策略，外出务工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但与此同时，非正规的务工方式又无法为农村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依赖单一的土地也无法保障家庭的收入来源。但是，A村大部分农户不愿意退出土地也是基于现实因素考虑到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作出的决策。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此时起到了难以忽视的重要功能，提供一定的货币性收入和降低食物开销的支出。玉米、辣椒、韭菜、莴笋等经济作物可以为A村农户提供基础的农业收入，水稻和花生可以维持农户家庭的粮食和油料供给。这些基本的农副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家庭的需要，增加家庭收入，减少日常生活支出，维持农村家庭的再生产。

但事实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不是单纯的，总要受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制约[3]。在科尔曼的论述中，“理性人”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还顾及多种“非经济因素”[4]。人不仅具有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而且还有情感需求、社交需求的“社会人”。中国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还是精神支柱，这也是农民不愿离开乡土社会，选择半工半耕的合理性。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半工半耕是农户个体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追求最大化收入和保障家庭生计所主动选择的行动策略。

4 结论与思考

半工半耕是农民与现代市场经济互动下所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农民依据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禀赋追求最大化收入和保障最基本的生计安全的家庭策略。农业的生产和收入维持了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外出务工的收入则逐渐成为家庭的资金积累，保障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5]。本研究中，位于城郊的A村农户不仅善于抓住市场机会，而且考虑到了市场风险，一旦务工的路径存在风险，其还可以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其看来，这是规避市场风险的最佳策略。以代际分工和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方式以及季节性半工半耕生计方式，不仅体现了城郊A村农户分别从市场上和土地上获取资源的能力，还进一步体现了A村农户对家庭劳动力的动员和整合能力，推动了农村家庭的发展。半工半耕的生计方式也是对传统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为农民家庭生活质量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是调节城镇化速率、稳定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半工半耕是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背景下所进行的家庭策略的有机调整，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农村家庭策略的灵活性，也是人们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值得思考的是，尽管农户依靠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方式获得了相对的富足，但其是否有能力在这个高度风险的社会中安全立足，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