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
(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垃圾治理是乡村建设的重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十四五”时期被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因此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是响应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尽管目前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但我国垃圾治理起步较晚,农村仍存在治理不和谐,治理体系、主体、制度、机构、文化、监督、关系的不协调,造成垃圾围村,制约我国完成“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2035年远景目标。
学者们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行了研究并产生不同观点,市场和政府失灵是农村垃圾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1],农民生活、生产与城市垃圾转移则是农村垃圾猛增的直接来源[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应从分类开始,要通过组织、制度、宣传、奖惩等机制,构建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机制[3];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环保意识不强、监督制度缺乏是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4];政府主导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传统的治理模式,应从垃圾规划、收集、运输、处理和监督来制定法律,保障治理开展[5];传统模式外的PPP治理更注重前期投入,以确保质量而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具有灵活性与创新性[6]。然而,以上2种模式治理时各有窘境,需要依靠制度和技术,将政府、市场、社会衔接,探索协同共治模式[7]。
可见,现有研究多从单方面解决垃圾问题,协同共治虽形成了多主体的治理联系,但治理之外缺乏更深入的联系,会导致治理进度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