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
(1.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江苏 镇江212000; 2.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德里达(Jacgues Derrida)以前的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某种绝对的参照物,并且事物都能与参照物之间发生确切的关联。在这种哲学逻辑思维下,翻译也被看做是纯粹的二元对立,即译文是原文的对立项,译者是作者的对立项。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打破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以差异作为本源,将翻译解读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迪下,各种翻译理论应运而生。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深受德里达的影响,在吸收解构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翻译观。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时而被归于解构主义学派,时而又被归于文化研究学派,这说明韦努蒂和德里达的翻译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笔者认同蒋骁华和张景华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一文中的观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其思想属于文化学派[1]。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韦努蒂翻译思想是德里达翻译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延异”。
笔者从两者的思想基础、可译性、忠实性等共同之处展开讨论,进而探讨韦努蒂在主体间性、“他者伦理”、文化构建、翻译目的及标准、翻译方法五个方面对德里达思想的“延异”,以便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差别,思考解构主义翻译观在政治、文化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
德里达《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