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与英国十八世纪情感小说阅读潮流

万锋

内容摘要：重点关注人物内心感受和情感的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广受欢迎，这类小说通常会着重描绘多愁善感、情绪丰富的人物，当时的读者对此类小说的阅读体验则是与虚构的人物感同身受，甚至与他们共同流泪。读小说而共情似乎成为了一大潮流，而读罢无感者则会被愧疚感支配，无法与书中人物一同流泪会被看作是道德情操缺失的表现。此现象说明了情感在十八世纪道德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诸多作品同时也对流泪和哭泣行为进行了自我反思式的审视和评判，这些质疑动摇了眼泪作为美德的具体物质性表现的地位。

关键词：眼泪 情感 道德

英国十八世纪被看作是小说这一体裁起源的时期，而在对最早期小说的研究中，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常因其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和内在情感的细致刻画被看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本小说中有一关键情节，即男主人公对帕梅拉的态度转变，少爷B先生对女仆帕梅拉的计划从原先的玩弄调戏转变成了真诚的以明媒正娶为目的的追求，这一转变的发生是通过少爷读帕梅拉写给父亲的信件被打动而实现的。少爷被她对美德的坚守和字里行间透出的感伤情绪打动，放弃了原先不尊重的想法，产生了将帕梅拉这一有良好道德的女孩变成自家女主人的想法，虽然帕梅拉出身贫寒地位低下，却极富同情心、德行善良、多情善感，她通过信件展现出的道德情感和自身对于美德的坚持深深打动了少爷，将他从纨绔子弟的道路上拉回正轨。

這种被文字感动进而审视自身行为和内心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小说情节中，更是十八世纪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反映。随着情感主义文学的兴起，阅读越来越成为一种与哭泣和眼泪密不可分的行为，伴随着读书潸然泪下、与书中人物共同流泪的阅读经历越来越多地成为十八世纪的潮流。与此同时，读了充满伤感情节和情感的文字却无动于衷的人，不仅会受到他人的质疑，自己也会感到愧疚难当。

本文立足于十八世纪读者对几部广受欢迎的小说的反应，探寻眼泪在评价文学作品和建构道德标准中的作用。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能够被他人的情感打动并随之流泪的能力在当时被看作是拥有正确的情感道德的体现，情感能力被认为是十八世纪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品的角度来说，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也是它是否能让人读之流泪。这种对于流泪的执著关注一方面由作品、评论家和读者共同建立，另一方面也遭到这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质疑。眼泪即是在与美德的不断协商中被定义和书写。

一.眼泪与十八世纪读者反应

对于英国读者来说，情感首次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是在诸多如今已不知名的爱情故事中，这些故事多以效仿法国的爱情故事为主，集中刻画了爱与冒险的过程中女主人公的心情和愁绪。这类爱情故事与以往的叙事文学不同，它们不以情节为主要内容，而是更关注女主人公的心绪和情感，着重展现她们的忧愁和焦虑以及爱情或者激情带来的烦恼和苦闷等感受。当然，这类叙事性文学与后来的小说不同，这类作品在当时并不受肯定，例如克拉拉·里夫就认为这种故事使得年轻女性在心中对爱情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和想象，毁坏了她们的美德和平静[1]115。尽管如此，这类作品对后来的情感主义文学依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塞缪尔·理查逊创作《帕梅拉》的初衷可以说是修正了早期爱情故事的道德取向，他所塑造的具有强烈道德感的女仆帕梅拉，是意在为年轻女性提供典范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帕梅拉》是小说形式的“行为手册”（conduct books）。理查逊的另外一部小说《克拉丽莎》更是将女主人公塑造成道德模范的形象。这两部小说在十八世纪都大受欢迎，《帕梅拉》形成的阅读热潮让这部小说有了诸多模仿和戏仿之作，而《克拉丽莎》更是成为人人读之而潸然泪下的作品。当代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及自己阅读《克拉丽莎》的经历时说道：“小说临近结尾的那些情节以及克拉丽莎的漫长死亡显然是小说艺术的某种巅峰，当我读到她临死时，是在挣扎着克制住眼泪。[2]18”即使是认为《克拉丽莎》的情节让人想勒死自己的塞缪尔·约翰博士也对人物塑造和其中的感情持肯定态度。

十八世纪女作家路易莎·斯图尔特曾回忆自己十四岁时读亨利·麦肯锡的《情感人》（The Man of Feeling）时的体验，她说母亲和姐姐一边读一边流泪，自己却似乎不太明白这类作品传递的感伤情绪，所以“有一种隐隐的厌恶，害怕自己哭得不够多，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情感能力”[3]273这种无法流泪带来的焦虑在十八世纪读者认知中颇为常见，究其原因是在于当时情感小说着力对于流泪、晕厥、脸红、战栗、坐立不安等由情绪引发的身体行为进行刻画，这就使读者中产生了一种思维倾向，认为阅读这些作品就应该能够做出与之相似的身体上的反应，尤其是对书中人物产生同情，与他们一同流泪。这种身体上的表现，如保罗·戈灵在其研究中指出，被看作是道德水准的标志和文雅得体身份的标志之一，所以阅读情感主义小说成为了获取和建立自身身份的手段[4]8。

文雅（politeness）、美德（virtue）这些抽象的概念，只能通过具体可视的身体表征来显现，而此类表现中最为常见也最直观的就是眼泪，书中人物、叙述者、读者、甚至包括作者，都参与构建了被书本感动得泪流满面的阅读潮流。

二.眼泪与十八世纪作品评价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评价《鲁宾逊漂流记》时说：“那是广受欢迎的书中唯一一本既不让人发笑又不让人哭泣的”[2]2。狄更斯的评价暗含了一种对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标准，即令人愉悦或打动人心，可见对于作品要“让人哭泣”的期望在十九世纪依然存在。对于十八世纪的读者来说，好的作品更是需要直击心灵使人流泪的。能否使读者为之落泪成为了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前文提到布鲁姆为克拉丽莎流泪，他也认为自己作为批评家流下的是“认知层面的眼泪”[2]18，他的眼泪说明的不是自己的情感能力而是理查逊的小说技艺。

提到作品的评价，十八世纪的热点话题非《帕梅拉》莫属，在其出版后的十年中，对这本小说的讨论、研究、争论、模仿、戏仿以及夸张的戏剧化表演从未停止，读者们对于女主人公的态度也分成两派，因此，约翰·穆兰在研究围绕帕梅拉的一系列争议时才会说：“一个人要么是支持帕梅拉的，要么是反对帕梅拉的”[5]。支持和反对的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帕梅拉是否真诚，她对少爷的拒绝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欲擒故纵？她流泪、晕倒、跪地等等身体上的行为是否是真实的情感表露？还是仅仅是一种表演？

与对帕梅拉两极分化的态度相对比的，是读者对克拉丽莎的态度。当时《克拉丽莎》是通过连载的方式被阅读的，所以当读者一点点看到女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时，是流下了真诚的眼泪、真真切切为她而悲伤的。当时甚至有很多读者写信给理查逊，求他不要让克拉丽莎走向死亡。克拉丽莎的哭泣场景远远多于帕梅拉，但读者似乎并不认为克拉丽莎是假装的带表演性质的流泪。这种不同态度背后的原因大概在于作者对两位人物眼泪背后的原因有不同的展现方式。首先，帕梅拉的行为和叙述某种程度上有戏剧化的成分，这就让读者联想到“表演”并且怀疑其真诚度。在帕梅拉讲述自己哭泣、晕倒在地的时候，叙述重点或多或少在情感的外在表现也即身体表征上。她的叙述更多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可见的能指上，但对引发这些表现的内在情感却叙述得不够详尽，因此难免让读者将那些极具戏剧性的外部身体表征看作空洞的能指。而与此相对比的，就是克拉丽莎的情绪体现，克拉丽莎的哭泣和眼泪所占的篇幅远多于帕梅拉，但几乎每次在刻画她的情绪表露时，都同时会细致地描摹她的内心想法。在离开家之前的信件中，克拉丽莎会告诉她的好友安娜，她如何伤心流泪，但同时她也会告诉朋友她具体是因为什么，是父母说的话，还是父亲的决定，还是母亲关心却无能为力的处境，甚至还会理智且清晰地分析她的处境和可以想的出路。这样的刻画让克拉丽莎的眼泪显得“有理有据”，也就更加可信。可以说，读者不仅读到了外在的身体表征，也知晓了内在的因缘，因此，在克拉丽莎的经历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涉关系是完整的。

因此，尽管十八世纪的读者们喜爱细致的情绪描摹和眼泪充沛的女主角们，但他们对作品和人物的评价并没有停留在外部的情绪化表征之上，而是同时注重情感的内在核心，当眼泪和其他情感的表征被看作内心道德情感的标志时，这种表征是否可信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對眼泪的反思

正如心有所动却不至落泪的部分读者和对帕梅拉持嘲讽态度的阅读反馈表明，是否落泪不足以成为判断读者道德水平和作品高下的标准。在十八世纪的部分文本中，人物和作者对眼泪与美德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

在戏讽《帕梅拉》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亨利·菲尔丁的《莎梅拉》和《约瑟夫·安德鲁斯》。《莎梅拉》直接套用帕梅拉的口吻和写信形式，却完全背离理查逊的意图，将女主人公塑造成一心勾引少爷的心机女仆，并将小说中那些展现帕梅拉伤感和愁绪的场景极端戏剧化，让读者感受到这些晕厥和哭泣行为的荒唐和虚假。菲尔丁用这样的方式质疑了大多数“天真的读者”将帕梅拉视作表里如一的道德楷模、将她的哭泣视作内心情感真实表达的倾向，提醒人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情实感的表露实际上有虚伪造作的可能性。菲尔丁的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则将《帕梅拉》的故事脉络借用过来，置换了人物的性别后讲述了一个极为类似的故事，约瑟夫与帕梅拉同姓，是她的兄弟，作为男仆受到了女主人的青睐，在女主人采取行动时，约瑟夫与帕梅拉一样，正直且坚决地拒绝了女主人。在这部同样为书信体的小说中，菲尔丁同样是将表露情感的哭泣场景夸大，让戏剧性降低了真实感，表明了约瑟夫——甚至含沙射影暗示了帕梅拉——在流泪时的虚伪假装。

除了菲尔丁的讽刺作品，理查逊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对流泪的行为和眼泪的含义进行过批判式的审视。B先生就曾嘲讽过帕梅拉是想脸红就能脸红，想流泪就能流泪;《克拉丽莎》中拉弗雷斯也将眼泪称为克拉丽莎随叫随到的忠诚仆人;在克拉丽莎被拉弗雷斯带到伦敦后，他将她骗入妓院老鸨的家，谎称那是失事船员的寡妇的家，而老鸨取得克拉丽莎信任的方式竟是假装谈及过世的丈夫且故意用手绢沾了几下眼角。克拉丽莎不是没有怀疑过老鸨的真实身份，只是想到她谈及先夫时的哀伤和流下的泪水，就又觉得她的的确确是一个为亡夫哀悼的可怜寡妇。和拉弗雷斯串通好的老鸨知道如何利用眼泪来骗取克拉丽莎的信任，这正是有赖于眼泪在当时人们心中作为情感道德外部标志的可靠性，但克拉丽莎因此深陷骗局最终导致死亡的结局却也警示了人们这一标志的欺骗性。

对于情感的重视并非始于十八世纪，而是文艺复兴和英国十七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人本身的价值和感受的肯定，这一精神在其后的时期中持续发展深化，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的经验哲学为突出强调人的情感做了铺垫。

在综述英国情感主义文学时，耿力平指出，尽管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约翰·洛克的哲学关注经验，大卫·休谟探讨人性，在这些思想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理智，更多的还有情感的作用[6]。在论及情感的理论中，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Earl of Shaftsbury， III）是第一位将情感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的人，他认为良好的教养既源于理智也源于情感，而美德源于内心，内心在看到某些事物后的真实情感反应和随之做出的关于真、善、美的本心判断即是美德[7]。在他之后，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论及道德时指出，理性不一定能帮助我们对美德或者邪恶做出判断，但美德或邪恶在我们身上引发的感受和带来的印象却可以让我们通过愉悦或不快的真切感受做出判断[8]。因《国富论》更为人所知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第一本作品其实是研究情感道德相关问题的，他认为人有共同的人性且会对相似的事件做出相似的反应，因此人们会为他人的悲伤而悲伤[9]。斯密认为源于人性的情感反应就是道德的体现。

对于受这些思想影响之下的十八世纪读者，将以眼泪为代表的身体表征看作内在美好心性和道德的证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对作品的反应、评价参与构建的这种“流泪至上”的文化，但与此同时，作品和读者中也不乏对眼泪和其他身体“证据”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眼泪在道德情感中的地位始终处在被不断协商和书写的过程中。

参考文献

[1]Reeve， C. Progress of Romance[M].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2007.

[2]Bloom， H.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C].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3]Stuart， L. Letter to Walter Scott （4 September 1826）[M] // The Private Letter-Books of Sir Walter Scott. Ed. Wilfred Partingt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0.

[4]Goring， P. The Rhetoric of Sensibi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Mullan， J. Sentiment and Sociability： The Language of Feel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6]耿力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情感文学[J].《外国文学》，2017（1）： 71-80.

[7]Shaftesbury， A.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M]. Gloucester： Peter Smith， 1963.

[8]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 London： Penguin， 1984.

[9]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M]. London： Penguin， 2009.

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18-20世纪英国小说眼泪书写研究》（18GZQN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