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家庭社会资本脆弱性分析

李娟

摘 要：对农村贫困家庭社会资本脆弱性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围绕农村贫困群体的识别、贫困脆弱性的概念、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展开，并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贫困脆弱性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农村贫困家庭社会资本脆弱性分析的操作化定义及研究总体框架，为社会资本在抵御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方面提供依据。

关键词：社会资本;脆弱性;农村贫困家庭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5.013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1 贫困群体的识别

对贫困群体的正确识别有助于回答谁贫困、谁不贫困的问题。早期学者对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资本领域，经济学家Rowntree（1901）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总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需求，包括衣食住等必须开销，他第一次依据家庭调查，将贫困量化为最低生活支出，并作为衡量贫困与否的一把标尺，从绝对贫困的视角，以划定的贫困线为依据，进行一维贫困的测度。但是，这种狭义的研究贫困的方法，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局限性也渐渐凸显。这是因为，绝对贫困研究的对象以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群体为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客观上已由温饱问题逐步向小康生活过渡，因此，仅从收入的单一角度界定贫困与非贫困显然已世易时移，这就需要我们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指标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需求。

为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本质，先来回顾几个关于贫困的有代表性的定义：世界银行（1990）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1）提出“人文貧困”的概念，包括人均寿命、教育、卫生、收入和生活条件等因素，以此综合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程度;国内学者童星（1993）认为，“贫困是由最低收入造成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状况”。至此，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单纯以经济手段作为衡量的标准，逐步演变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Michael（1991）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写道：“如果家庭想要长久地改善生活条件，就必须在教育、住房、产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和积累。”此观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贫困通常以收入作为主要衡量方式的理解，进而提出以资产建设作为衡量基础的社会政策。Carter（1999，2001）在研究贫困成因时，提出了基于资产的贫困分析方法，Barrett（2006）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这一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是，在考虑家庭拥有资产的情形下，将贫困的变化分解为结构性贫困变化和随机性贫困变化。由此可见，以资产的缺失作为界定贫困者的方式和手段，是国内外学者对于贫困问题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体现。

1.2 贫困脆弱性的概念

“脆弱性”意味着界于贫困线边缘的群体会由于受到某一负向的外部冲击，重新落入深度贫困或持久贫困之中（Jalan &Ravallion，1998），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家庭生活水平的稳定性。

从已有研究来看，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可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从风险视角，认为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在未来某段时间内陷入贫困的风险或概率（Moser，1998;Pritchett，2000）;第二类从效用视角，对风险条件下的消费行为分析，认为贫困脆弱性是家庭消费支出的期望效用与实际消费行为之间的效用差（Ligon，2003）;第三类从能力视角，认为贫困脆弱性应当具备有效应对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从而使家庭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福利水平（Glewwe，1998）。

由此可见，贫困脆弱性的概念较之单纯地以是否贫困作为衡量低收入群体的尺度相比，更具动态性和前瞻性，更能反映出贫困群体目前所处的真实状态。

1.3 社会资本与贫困

“资本”一词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由来已久，从最初认为贫困是由于传统的物质资本（Nurkse，1953）和人力资本（Schultz，1961）的匮乏与缺失的因素造成，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3）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随后Coleman（1990）进一步扩展社会资本的外延，是“一种存在于人际关系与人际结构中，表现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的资本财产”，并且可以作为集体行动的重要生产性资源，Putnam（1993）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由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三个要素构成，通过彼此的融合提高社会效率。

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概念，Sen（1992，1999）认为，产生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低下和机会贫困，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特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社会关系网络说，即以拥有的关系网络的强弱来衡量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多少（Portes，1998）。（2）社会结构说，即通过对社会网络的控制程度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urt，1992;边燕杰，2000）。（3）社会资源说，表现为行动者在行动中所能获取和使用的嵌入性资源（Lin，2006）。至此，这些观点与社会资本所强调的社会互动具备一定的相关性。

2 现有贫困脆弱性指标体系综述

鉴于国内外学者对贫困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贫困成因的复杂性，使得对贫困脆弱性的识别和研究目前是以建立指标体系的量化研究为主，并且，这类指标体系随着对贫困脆弱性问题认识和理解的逐步深入也日趋完善和成熟。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呈现出从一维到多维的特点。起初，人们用非常直观的方式，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开销划定一条贫困线，并以此区分贫困与非贫困，之后Sen（1976）对贫困测度进行研究，构造了Sen指数，Foster Greer &Thorbecke（1984）又在Sen指数基础上提出FGT指数，该指数的优点是具备分解性和可操作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FGT指数监测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以此作为制定扶贫政策的依据，但它仍然属于以收入作为主要测量手段的一维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Sen于1981年提出了“多维贫困”的概念，认为产生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低下和机会贫困Sen（1992，1999）。2007年，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Alkire& Foster从一致性、连续性等方面提出了多维贫困的识别、加总和分解方法，给出了A-F多维贫困测量模型，采取多角度的方式考察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它比早期的多维贫困测量模型更加准确、细致、客观、全面。国内学者王小林（2009）基于A-F模型，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和农村家庭进行多维贫困测量，之后，邹薇（2011，2012）使用CHNS八个年度的数据，利用Alkire& Foster（2011）的“双界线”方法构造多维能力贫困指数，对我国能力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陈辉（2013，2015）在A-F模型基础上进行非等权改进。

另外，在贫困脆弱性指标测量体系建立的起步阶段，以国外研究成果为主，并且多偏重于测量某个方面或某几方面的指标，以此作为衡量贫困与否的依据。国外学者Morris（1979）提出，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来衡量贫困的程度，此研究开创了贫困测量问题的先河，但在指标的选取上仅仅局限在对婴幼儿时期的预测角度，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现实的生存状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要依据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来考察贫困状况，并将这三项指标称之为人类贫困指数（HPI），在后續的研究中，该机构与牛津大学合作，将指标体系进一步扩展到10个，提出用多维贫困指数（MPI）代替原有的HPI指数，此研究为多维贫困测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刘晓鹏等人（2014）将多维贫困延伸到空间贫困，通过研究地理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和规律提出了空间贫困的四大类27个指标，着重从区域贫困的独特角度以绘制贫困地图的方式研究贫困问题，但是却忽视了贫困问题的起因，是由于个体因素某些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的。因此，物质或个体固有能力的匮乏，均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发生，而这种匮乏或缺失，可以理解为人在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受能力所限而导致的某种特定资本的缺失。

此外，学者在应用多维贫困脆弱性测量框架体系时，有的偏重于指标的自然属性，而对社会属性几乎没有涉及，但是，贫困现象有它深刻的社会起源，贫困脆弱性问题与社会资本的内生性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何昊（2021）运用VEP测量法，测算国内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得出以农村家庭互惠和家庭社会网络为特征的家庭层面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国内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结论;高艳云教授（2013）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准三大类9个指标来识别家庭是否贫困，并给出贫困的认定标准;王小林（2009）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用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8个维度，对中国城乡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论述;李佳路（2010）沿用王小林等人的方法，从消费、环境卫生、教育及健康、脆弱性4类指标对某省30个贫困县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上研究贫困脆弱性问题的指标选择的共同特征是几乎没有涉及社会属性，因而，要系统化研究贫困脆弱性的问题，就要对家庭是否拥有涉及社会属性的资本以及未来可能拥有此类资本的能力强弱作为研究重点，把这类资本拥有量多少的衡量指标作为主要控制因素，并予以必要关注。

3 农村贫困家庭社会资本脆弱性研究指标体系的建立

以上文献呈现的特点是，贫困群体对资源的拥有情况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的匮乏。Ravallion和Lustig（2011）认为，多维贫困对维度的改变比较敏感，这意味着应该根据贫困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研究合乎客观标准的社会资本脆弱性的操作化概念。

社会资本脆弱性是衡量贫困个体或家庭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测度，是考察家庭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结合的程度，具体体现在社会支持网络数量和质量的建立、社会交往能力的强弱以及社会信任的获得感上，表现为家庭抵御贫困发生的可能性的能力。这就为后续提出贫困脆弱性监测指标、建立多维贫困测量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对社会资本贫困脆弱性指标体系的研究，必须回归到研究个体意义上的微观贫困，并站在相对贫困的视角，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综合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也就是要以农村家庭作为最基本的调查对象，并在家庭调查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扩展至与个人和家庭密切相关的邻里亲朋，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以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微观尺度因素为主，并适当兼顾与家庭有密切联系的中观因素层面，构建以家庭层面为主、连带与家庭密切联系的社会层面为辅的可持续生计脆弱性作为贫困尺度测量框架。

4 结论

为全面、客观地度量贫困，可以采用多维度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标准，并可以此作为基础，进一步建立社会资本贫困脆弱性测量体系，用以考察某地区的贫困情况，体现社会资本在抵御农村家庭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功用。因此，加速贫困地区发展，就是要提升贫困地区和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全方位、多角度为农村贫困户提供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及现实依据，为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而为筹集社会救助资源提供方向性的支撑，逐步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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