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康,李 放
(1.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绵阳师范学院 人事处,四川 绵阳 621006)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至2020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从12997万增加到26402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0.4%上升到18.7%(1)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是从2020年11月至2020年12月进行入户登记结果。。受劳动人口外流的影响,预计2030年农村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79.9%,2050年将达到94.7%,农村的养老压力将格外沉重[1]。另外,农村养老还面临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发展不足等困境。在此背景下,在农村倡导与发展互助养老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少学者的调研,包括笔者的调研发现,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着绩效水平不高、运营不佳、资源闲置等问题[2]。因此,对农村互助养老发展议题的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对农村互助养老而言,自主治理对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地域辽阔,不同村庄在经济、文化、资源、地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异质性,这就决定农村互助养老需要结合村庄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创新发展策略,“幸福院”、“睦邻四堂间”、“处处安”、“幸福老人村”等众多互助养老模式也印证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农村互助养老主要依托的载体是村庄内部自治力量,即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老年自主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即使是外来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也需要依托村庄内部力量支持发挥作用[3]。但是,农村互助养老在推进过程中趋于行政化而忽视村庄内部力量[4],使得农村互助养老出现了社会参与不足、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5]、社会力量作用分散[6]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