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娥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82)
自1978年《宪法》在总纲中首次规定保护自然资源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自然资源状况已发生改变。资源约束趋紧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之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为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设立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生态文明”被写进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意味着有关自然资源利用的规定应发生重大变化。《宪法》中的自然资源利用条款是否会产生僵化则需要思考。
1978年《宪法》源于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仅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其在第一章总纲的第六条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没有明确的自然资源利用的条款。1975年《宪法》同样如此。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斯德哥尔摩召开,并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该宣言阐明了七点共同看法和二十六项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及改善人类环境,其中共同原则第21条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即强调按照环境政策开发资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摒弃过去完全按照资源政策开发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