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的诠释功能与《诗经》的经典化

2021-12-07 08:13:49郭亚雄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郭亚雄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在《诗经》研究史上,有关《诗序》诠释功能的论断显现出两种倾向:汉唐学者将《诗序》标举为通达诗旨的津梁;而自宋学首倡“废序”,直至近现代的疑古思潮,《诗序》多被学者指斥为诗义阐发的最大阻碍。然而,无论主张“尊序”还是“废序”,论者均聚焦于《诗序》对诗义的诠解是否合理,其所设定的诗篇背景是否真实等问题,却较少注意到《诗序》在诗篇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据序言诗”代表了《诗经》被编纂、写定,亦即,被“文本化”之后的诠释径路,而“三百篇”由“诗”升格为“经”的关键则在于解说方式从“口传”到“书写”的转换。就此而言,对《诗序》诠释功能的考察应将其置放在经典形成的语境中,比较“书写”与“口传”阐释模式的差异之后方能凸显①按:三家《诗》是否有序,编纂形态如何,诸家各有异说。朱彝尊、王先谦与洪湛侯等认为三家《诗》皆有序,程元敏则认为“以序论诗”是毛诗派的独创。本文认为,即使三家皆有序,其说诗亦并不遵从“据序言诗”的规程。从《诗经》诠释史上看,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缺乏体系化的诠释规则,故其虽早立学官,但在《诗经》经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用似不及《毛诗》。如《史记·儒林传》载:申培公“疑者则阙不传”,此种解说方法致使经文意蕴存在缺失,不利于文本词句与意义的完整与稳定;齐《诗》以阴阳五行之说附会诗义;韩《诗》采杂说以释经,二者之解说皆游离于诗篇本文之外,其效果诚如王世贞所云:“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泛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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