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在文学作品中的多重书写——以《押沙龙，押沙龙！》和《简·皮特曼小姐自传》为例*

刘锦丽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空间”(space)一词在学界的热门程度已经使它成为近年来一个不证自明的关键词。福柯(Michel Foucault)从权力的运作关系这一层面来审视空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他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具体地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空间既是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组合和转化，是冲突的和矛盾的动态进程。他认为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1](P11～12)他打破了以往的二分法，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1](P33)。列斐伏尔以此来描述人们感受和呈现空间的各种方式，他对空间的社会属性的见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他们具有前瞻性工作之后，各种的空间理论纷纷涌现，在地理学、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持续发酵。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打破了文学阅读和创作中传统的时空观念，改变了对空间的理解和研究方法。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他的著作《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中提到小说所虚构的世界中包含着位置和场所等空间信息，这些空间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是有助于文学作品意义表达的一种文本。[2]他的研究展示了文学与地理景观结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丰富了空间理论的内涵。文学作品中故事发生的舞台与权力、性别和身体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审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