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宪法建构

李忠夏

数字时代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字化的信息为基本单位所进行的社会交往。〔1〕《浙江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2条第2款将数字经济界定为“本条例所称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信息、数据、互联网构成了数字时代的三驾马车。信息的数据化，以及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数据进行运算并加以应用，成为数字时代的基本特征。信息的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并随之带来了法律上的变革。〔2〕张文显：《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5期，第4-19页；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20-38页。数字时代，隐私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一问题却远未得到妥善解决。一百多年前沃伦和布兰代斯对隐私的经典界定〔3〕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5） Harvard Law Review 193 （1890）.能否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形势，不无疑问。即使将隐私扩展至个人信息控制，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隐私与个人（信息）自主权之间毕竟存在一种隐微的差异。〔4〕参见 ［英］雷蒙德·瓦克斯：《隐私》，谭宇生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2页；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38-59页。数字时代，隐私究竟重要在何处？承担了何种社会功能？何种事务可以被纳入隐私的范畴？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隐私？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重新被讨论的价值，并亟须在宪法层面对隐私进行体系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