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与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哲学擅长形上思辨。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并不热衷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是旨在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与古希腊哲学探讨世界万物从何而来、消亡之后又归于何处的始基相比,人性问题既带有思辨性质,又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与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格外关注人性问题。
早在先秦时代,性善说、性恶论、人性自私自利论等人性学说便纷纷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性分品级、人性双重以及人性一元等各种人性学说更是纷至沓来。近代哲学肩负着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核心话题发生转变。尽管如此,近代哲学家仍然对人性问题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同样概莫能外。
一方面,在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高度契合,最为相似。从推崇仁为世界万物本原到侧重平等的启蒙之路再到同一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大同社会,都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而与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其他近代哲学家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与在其他领域的思想契合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康有为、谭嗣同对人性的看法迥异其趣。一言以蔽之,康有为彰显性善,断言“求乐免苦”是人之本性,由此推出了“主乐派哲学”;谭嗣同宣称无性,将人生视为不生不灭的无我状态。借此,康有为、谭嗣同沿着不同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意趣分别表达了对人性、对善恶以及对人之生存价值和行为追求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