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琴,司雪侠
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需要以民事侵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方式展现出来,但这并不代表环境法律责任仅依赖于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相反,环境法律责任对我国传统部门法律责任还具有一定的重塑作用:首先,从自然意义上看,环境损害往往具有大规模性、不可控性、持续性、隐蔽性等特征,原本“损害-补偿”的法律责任界定模式需要通过一定的规范设计补足“损害”认定的不充分,也要保障“补偿”判断的准确性;其次,从规范意义上看,法律责任牵涉的各方不能简单地以“谁损害,谁补偿”的方式确定承担主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法律关系中的各个角色往往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或者寻求第三方(往往是政府)来完成法律责任的最终落实[1];最后,从哲学依据上看,环境法律责任的根据对现代的法律责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2],责任归属的功能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责任分配似乎才更加符合社会治理目的[3]。但是,即便基础的法律责任人理论问题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动,我国司法实践却较少地考虑环境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的选取、衔接和适用问题。其中,以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衔接为典型,一方面,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之间数额差距逐渐缩小,随着引发社会关注的各类天价案件的发生,污染环境者承担的行政罚款数额日渐升高,与原本理论上设置的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之间的位差状况产生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