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尔特对日本的悟读和误读∗

钱 翰

巴尔特曾经访问过两个重要的东方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日本。他对中国的访问处于“文革”期间。1974年他与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和马赛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一起受邀访问中国，回国后写过一本中国行的日记，于2009年整理发表。与克里斯蒂娃的左派政治激情不同，巴尔特很明显对于中国当时的文化气氛兴趣不大，他说道：“教条的宣传（doxa）非常严重，是由大堆固定化的俗套构成的。”①Roland Barthes, 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 Paris : Christian Bourgeois éditeur/IMEC,2009, p. 34.

关于中国，巴尔特也有不少正面的论述和描写，基本上都是引述了传统的道家和禅宗，很少涉及现代中国。然而，日本之于巴尔特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对于欧洲人而言，现代东方的代表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直到20世纪末，中国才重新成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代表。巴尔特在讨论东方思想时曾引用过池田大作等当代日本作家的书，可是中国的书就只有古代的老庄和禅宗语录。

从 1967年12月18日到1968年1月10日，巴尔特第三次在日本短暂生活，正好是巴尔特的转折期，从结构主义理论的科学征途转向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标志其新方向（后来被人称为“解构主义”代表作）的《S/Z》与他描写日本的《符号帝国》都发表于1970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巴尔特强调了日本之行对于自己的意义：

作者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拍摄日本。恰恰相反：日本把他散裂，犹如满天星光。或者更应该说：日本使他进入书写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个人发生强烈的震撼，颠覆了过去的阅读经验，感官被动摇，他被撕扯，筋疲力尽，直到彻底变成不可替代的虚空，然而那些事物并没有变得失去意味和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