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何以解“困”兼论唐宋诗歌风格成因——以魏了翁、柳宗元为中心

黄科程 胡悦玥

君子何以解“困”兼论唐宋诗歌风格成因——以魏了翁、柳宗元为中心

黄科程 胡悦玥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君子以“修身治天下”为己任，其实践之路却往往有不少波折，贬谪于穷苦之地更是时有发生。面对此番 “困”境，作为贤人和圣人的两种君子人格有着上升式分别的解脱之道，通过以南宋魏了翁和唐朝柳宗元在“困”境中所作的诗歌为中心，来一窥两种贤人路数的超脱“困”境之道。而这两种路数在作为圣人的孔子处则是将其肯定之后再否定，以此得到最高的天人境界。同时两种贤人的解“困”之道变化也与唐宋诗歌风格转变的内在路数相契合，深植于人如何处世的两种“气质性”的存在。

柳宗元；魏了翁；主客体；诗歌；君子品格

君子之“困”是古代知识分子常有发生的生活境遇，古人仕宦于天子难免会因为各种缘由而被贬谪至穷苦之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古籍的训习之中从一开始就对人生走向有了一个大致的脉络把握，“达”与“穷”不过是一段直线上的两个点所构成的不同线段，以天下与此身为体，以“兼济”“独善”为用，看似因时而变的不同人生际遇实则是体用一源的整体。问题是在于当心志、筋骨、体肤及其所为在接受人生的磨练之时，体用之间在感官上感受到明显的割裂之时，主客体之间看似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与柳宗元同为八司马之一的凌准便在被贬为连州司马之后，又逢至亲不断离其而去，最后双目失明终老于桂阳佛寺，此番际遇不可不畏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