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邻国如何养老

一、日本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的社会文化、家庭结构与我国较为相近，其所采用的养老模式或许更能作为参考。日本是最先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亚洲国家，其社会保障模式属于社会保险型，主要由介护保险制度而非政府作为养老体系的资金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演变，日本养老服务呈现了从公费医疗到老人保健，再到护理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近年来，少子化、晚婚族及核心家庭等现象使日本养老事业面临巨大压力，预计到2055年，日本的高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比例将达到40.5%，每不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高龄化与核心家庭和少子化现象使得养老需求层次发生变化，以经济、医疗、保健为核心的养老服务已不能满足老人的需要，以家庭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成为现阶段的主旋律。

作为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日本政府强调家庭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多以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为目标，以家庭和家庭赡养为前提条件。因此，老人与子女家庭同居养老是日本社会广为接纳的养老方式。介护保险制度是日本养老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介护”一词一方面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包括医疗、看护、康复训练等方面的援助。日本实行的介护保险制度由社会团体依据市场化原则负责具体实施，政府主要履行监管职能，通过在40～65岁的中老年人国民年金中按比例提取金额来作为介护保险制度运作的支撑，将国民步入老年后的经济物质保障与老年所需的服务保障有机结合，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医疗问题，也使各类养老服务业形成产业链。

日本居家养老包括访问护理服务、日间护理服务、短期托付服务和社区贴紧型服务等。需要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要向所在的市、镇或村提出申请，经过专门机构的审核和评估确定符合介护保险制度相关标准，即可享受等级不同的生活照料和居家介护服务。由于少子化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日本养老服务逐渐出现了“去家庭化”的特色，即由政府统合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来减轻家庭负担。比如，日本政府制定了针对老年人的“继续雇佣奖金”和“时间储蓄”制度。“继续雇佣奖金”鼓励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与专业护理人员协作，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去并支付一定报酬;“时间储蓄”鼓励低龄老人或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范畴内的养老服务，当自己需要此类服务时，同样可通过申请获得养老服务。此外，政府还制定了各种激励政策和经济措施，动员社会企业、学生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行动。

为应对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日本政府在养老服务人才建设上颇下功夫，建立了一支多层次、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既有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咨询、评估、管理等的社会福祉士、护理支援专门员与医疗机构社会工作者，也有承担具体养老服务工作的护理福祉士和访问护理员。2015年，日本拥有介护福祉士资格的人员大约为120万，但其增长速度仍严重落后于日本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2025年，日本养老护理人口的缺口将高达30万。

日本发达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了全面周到的照顾服务，但也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据日本总务省预测，到2060年，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缴纳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数量庞大的老人供养问题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沉重的压力。

二、韩国

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急速下降，韩国面临着远超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涉及老年福利保障的政策法规，比如《老年人福利法》《老龄基本年金法》《老年人长期疗养保险法》等。2008年起，韩国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一种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外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主要面向老年人，未满65岁的国民只有患有老年疾病的才能享受护理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在规则制定、保费收缴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实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分担管理体制，通过五等级的判定标准评估申请人是否适合享受护理服务。在养老制度方面，韩国政府倡导社会性和公平性原则，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公共养老计划，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安全网，以缓解贫困带来的养老困难。长期护理保险资金60%来源于保险金，20%来自国家和自治体，20%由个人自付。

韩国文化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传统上家庭在养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韩国政府提倡“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政策，并為鼓励家庭养老制定了细致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为赡养老人的子女减免遗产税额和个人所得税，为与老人同居的子女提供优惠住房贷款等。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老人中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急剧下降，老年夫妻共住和单身老年人独住现象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养老中家庭的功能逐渐弱化。2014年老年人家庭（包括独居老人和老年人夫妇家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7.5%。这意味着有大量家庭的养老服务无法由子女来承担。于是，从2000年开始，韩国逐步设立日间护理中心、短期护理中心和家庭护理人员派遣中心等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满足居家养老需求。2008年《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韩国养老模式完成了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

韩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呈现出多支柱的特色。非缴费型基础年金作为“零支柱”，每月向低收入老人发放最高20万韩元的补助金，由财政收入拨付，个人无须缴费。第一支柱为国民年金与特殊职业年金，前者针对普通单位职工、农渔民、非正规就业人员及个体劳动者，后者涵盖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军人等，两者均由单位和个人分摊。第二支柱为强制性退休金制度，规定企业必须为职工建立退休金，职工工龄达到1年以上即可在退休或离职时一次性领取退休金，金额相当于退休前三个月平均工资与工作年限的乘积。第三支柱为个人年金，政府通过税收机制激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以建构多样化的养老金积累途径。

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韩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仅限于少数符合标准的老人。为确保有限的资源能被充分利用，韩国老人申请入住养老院时，必须由政府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分级认证”：一级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失能老人;二级为生活自理困难的部分失能老人;三级为基本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获一级认证的老人为入住养老院首选，二级认证的作为候补人员，三级认证的老人则“居家养老”，或由社区“托老所”照护。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中规定了居家养老的相关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上门护理、日常照料和短期护理等，并且还规定，对于身处农村或边远地区等设施缺乏、需要依靠亲友提供护理服务的老年群体，给予现金给付，以鼓励承担家庭护理有关人员。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老年人享受着多种多样的业余生活设施，包括敬老堂、老年人福祉馆、老年人教室等。其中敬老堂最为普遍，是为老年人自发性的友好聚会、趣味活动等交流活动提供的场所。老年人福祉馆主要是向老年人提供有关教育、兴趣爱好、社会活动的各种情报与服务，同时提供疾病预防、收入保证等服务，增进老年人福祉。老年人教室则旨在满足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需求而提供有关业余爱好、保持身体健康、收入保证等的学习项目。

三、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一个非福利国家，其养老事业充分结合了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市场竞争机制。在新加坡，社会各界普遍相信西式的高福利政策会造成过度依赖，使国家失去竞争力。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养老方面仅仅起到管理与资金再投资的作用，更倾向于鼓励民众自己工作、储蓄与养老。

竞争性和效率性是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特点，其核心是中央公积金制度，强制所有雇主、雇员依法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由中央公积金局加上每月应得利息，一并计入每个公积金会员账户，达到退休年龄方能领取。政府不对养老金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仅提供补充性的养老保障措施，养老金的筹资主体是雇主与雇员，没有雇主的人则需承担全部的养老费用，这一举措也体现出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政府福利与社会公益仅仅对那些个人储蓄难以维持生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给予最低水平的救济，且提供的资金量较少。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功能定位更类似于商业银行，个人账户的金额是由个人一生的努力与市场竞争决定的。为了缓解养老事业的资金压力，政府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商家共同参与建立社区服务网络，也鼓励义工参与社区服务。轻福利政策带来的养老压力使得许多老年人选择在退休后继续工作。新加坡政府也正是有意鼓励继续雇佣来减轻养老负担，在2012年实行了《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规定凡年满62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只要健康状况和工作表现良好，雇主都有法律义务为他们提供重新受雇的选择，直到他们65岁。2015年，65～69岁年龄段的新加坡人中，有超过40%依然在工作。

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儒家思想对孝道的理解仍然深深影响着社会文化，因此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始终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政府也推行了各种政策法规以巩固家庭在养老中的核心地位。1994年制定的《赡养父母法》规定，凡拒绝赡养和资助贫困年迈父母者，其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如被告子女确实未尽赡养义务，法院将对其进行罚款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计划减轻赡养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并通过住房政策鼓励子女與父母共同居住。比如，作为福利性质供应给本地居民的组屋，在建造时专门设计了适合几代同堂的户型，并对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在购房价格上给予优惠。另外，社区的基础设施也会考虑到老人的需求，真正将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结合起来。新加坡社区建筑底层通常不做住宅，而是设计为社区内组织、幼儿园、老年人活动场所等。在社区附近还有托老所与托儿所相结合的机构，为工作繁忙的年轻父母解决后顾之忧。

（扈秀海/著，节选自《大国养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如何安置？》，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