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育华,刘春伶
(河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1923年2月,受吴文藻邀请,张君劢为清华大学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万能”提出质疑。1923年4月,丁文江作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对张君劢《人生观》进行驳斥,自此拉开了“科玄论战”的帷幕。在近两年的密集争论中,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等二三十位学者参与其中。“科学派”将科学理性作为弘扬的对象,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科学的权威,只有欧洲式的科学才能改造人们头脑中的愚昧迷信思想。“玄学派”认为经验世界之外还应该有价值世界,精神改造是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和基础。“科玄论战”汇集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近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大交汇点和分水岭。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其主张都包含人的思想解放要素,都关注民族复兴和国强民富,可以说“科玄论战”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启蒙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想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1]83
“科玄论战”对于中华民族和国民思想而言虽具有启蒙作用,但是由于其只局限于中国精英阶层之间思想与文笔的碰撞,这就决定了论战先天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和变革的具体路径。概括地讲,这在本质上是对“主体”与“实践”的脱离。可以说,“科玄论战”从一开始就是在脱离实践化的主体和主体化的实践的语境下展开的。近百年来,“科玄论战”虽然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等领域多有论及,但依旧多是在“主体”与“实践”之外讨论“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