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案件证明标准二元构造论
——基于《宪法》有关内容的分析

张鸿绪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引出

2018年3月11日，全国人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第三章“国家机构”之第七节专门对“监察委员会”这一新设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进行了规定，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制度指引。同年3月20日，《监察法》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法律效力位阶上，《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母法，任何法律均体现着宪法价值。此次《宪法》修订共“作出21处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注]陈光中、兰哲：《监察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与完善期待》，《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特别是第127条第2款对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作出了调整。在该条规定的指引下，《监察法》第11条[注]《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和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9条也相继作出了规定，检察机关除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使立案侦查权以外，原来由其负责侦办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渎职犯罪案件转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由此，对于监察机关而言，便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案件管辖模式，既管辖职务违法案件，也管辖职务犯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