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风险的传播逻辑与纾解策略

钟 杨，殷 航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攻坚战”，对各种广大民众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集中治理，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上一时期各种环境污染曾对民众生命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依然令人心有余悸，而大量现有环境问题不仅需要通过产能整合升级进行治理，且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客观上也要引入新的带有环境风险的产业项目和公共设施。如何在以上情况下争取民众的理解支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环境问题精细化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邻避问题的治理便是一个需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克服深化生态文明建设障碍的典型。

“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最早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1)O’ Hare M，“Not on My Block You Don’t：Facility Si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Public Policy，Vol 25，No.4，1977.，泛指居民对其社区附近的垃圾焚烧填埋设施、污染型化工企业和核电站等对周边环境存在负面影响或潜在风险的设施的排拒情绪与抵制活动。在过去的十余年中，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邻避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被提上日程，由此引发的邻避冲突的数量也与日俱增(2)学界通常认为，国内邻避事件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东阳的“环保群体性事件”，但真正使邻避问题进入公共视野的重大邻避事件则首推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和2009年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