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景德镇产药剂瓷瓶探究

郑翀 张静

摘要：晚清中医药店的订烧瓷瓶，因为存世量多，年代近，一直鲜有学者研究。本文开篇阐述了关于瓷药瓶名称分类的看法，分析了此类瓷药瓶出现对应的社会经济背景，然后通过文献与实物相印证，分析了清末药用瓷瓶的形制、规格、工艺，总结其背后工业时代孕育的生产要素，推测中医药行业选择瓷瓶为药装器的理由，对“慕韩斋”药店订烧情况进行实例研究，旨在理清相关行业之间的业务关系与纽带，以小小的药瓷瓶窥探晚清时代的社会一角。

关键词：储药瓷瓶;商品经济;中医;晚清;订烧

在我国，瓷器的生产和应用历史悠久，从早期的东汉原始瓷，逐步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取代了青铜、漆木器等主流器皿，成为社会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瓷制的日用器皿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日常器皿中，就有装药、储药之用的瓷瓶。年代越久远的器物，越不能以具体的功能命名，因为它存在一器多用的可能，不能将一个瓷瓶简单定义为药瓶，它也可能用来装水或作他用。故我国学者为早期器物命名，均按盛器、饮器、食器、炊器等用途的大方向进行分类。随着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瓷器成为交易的主体，学者才能对稍晚的商品瓷器进行二次分类，如：盌、盏、瓶、壶、盒、香炉等，即以瓷器的商品属性、具体功能分类定名。当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出现精细商品，瓷器成为商品的附赠品时，才出现第三次分类，通常前冠商品名，后置造型名，省略材质名，如：药瓶、酒瓶、棋罐等，突出了商品性质，弱化了瓷器的赠品性质。基于三种分类可以发现，关于此类药瓶的研究，即專门性包装瓷的研究，较为少见。当然，学界也有针对某个专题的详细研究，如对鼻烟壶从各个方面开展讨论，包括来历、形质、工艺、图案、市场价值、拍卖行情等。鼻烟壶从广义上说也是储药瓷瓶的一种。本文选取的亦是储药瓷瓶的一种，即清代中晚期景德镇产的一种供各地药房包装销售的储药用小瓷瓶。

一、瓷质药瓶的历史与优点

储药之器应是随着我国中医药学的诞生而出现，我国古代中医治疗手段丰富，药物只为其中一种，还有针灸、祝由等。中医药一般为散、丸、膏药、煎剂等形式，散为粉末，丸为丹丸，需用瓶罐存放;膏药可以现调现用，也可熬制之后放入盒、罐备用;煎剂是处方药，需照方抓药后将不同的药材煎煮服用，用盒、罐存放药材，抓药时可用布、纸等包裹。我国近现代的中医药店，均采用橱柜存放，方便抓药。在瓷器发展的早期，中医不会用较珍贵的瓷器装药销售，可能多为自用。在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后，才有可能将瓷器当作包装的赠品。《西游记》中曾描述丹药取出的场景：“那菩萨袖中取出一个破纸包儿，内将三粒红丸子递于行者，叫放入口里。”[1]“那老祖取过葫芦来，倒吊过底子，倾出一粒金丹……”[1]《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写的章回体小说，但反映的是唐代的时代背景，唐代药丸的包装未见瓷器，一般为纸或葫芦，因此，书中关于唐代包药器物的描述大体是可信的。用葫芦存放丹丸的习惯由来已久，最早的葫芦瓶是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出土的人面纹彩陶葫芦瓶，陕西医史博物馆馆藏夹砂红陶葫芦瓶，说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将葫芦作为医药盛具。宋代，龙泉窑开始正式烧制瓷质的葫芦瓶[2]。葫芦瓶寓意吉祥，谐音“福禄”，上小下宽，中有束腰，既可手持，又可系绳悬挂，方便携带。

商品经济自唐代发展至宋代，迎来繁荣局面，出现医家专用的储药瓷瓶。从实物考古资料来看，1997年河北曲阳涧磁村晚唐墓出土的茶碾子（图一），能够用来加工茶叶制末，当然也具备制作药散的能力，应该可以当作药碾。最早的储药瓷器标本是2009年定窑考古发掘出土的“尚药局”瓷片标本（图二）。“尚药局”罐线刻款的完整器，国内尚有一件，目前保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另有一“尚药局”款的定窑白釉缸，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这几件器物均说明，这类款识的罐或缸归宋代宫廷掌供奉六局的“尚药局”所有，是专为宋代宫廷烧造的瓷器。

从宋朝开始，瓷器成为宫廷、民间医家中意的储药之器。清代晚期，商品经济在封建时代的发展达到最高峰，出现了将瓷器作为包装赠品随药出售的情况。为何瓷质药瓶如此流行？瓷瓶装药有什么优点，能够赢得市场青睐？结合其时代背景，笔者分析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从商品生产角度看，药商需要大量的包装物来包装产品，对包装物有可大可小、式样统一美观、符合大众审美、可于其上题款、成本低等要求，瓷瓶正符合这些要求;第二，从药材保存角度看，瓷质药瓶密封后不透气、不通风，防潮、防渗，耐寒、抗热，有利于长期保存。锡制盛器热传导快，药材易变质，锡又不耐寒，寒冷地区不适宜使用，加工也比较困难;第三，市场消费群体也需简单方便的包装，瓷质药瓶最易随身携带，又小巧玲珑，摩挲时光洁玉润，药物用完后可给儿童嬉玩，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故唯瓷质药瓶符合上述条件，又可按要求量产。

二、浙江湖州“慕韩斋”订烧的药装瓷瓶

（一）瓷瓶的外观规格

景德镇的古玩市场售卖的瓷质小药瓶数量非常之多，形制虽稍有异同，但同一时期的药瓶均为民窑所产，极少见到高规格产品，比如官窑出产的精细葫芦形瓷瓶。本文以笔者收集到的题款为“慕韩斋”的瓷瓶为例，以其为代表对此类药瓶进行研究（图三）。此类瓷瓶为小扁壶式琢器，除口与底为圆形，器身为扁壶状，无耳无钮。平唇口，口大于足。底足略内凹，通体施釉，青花楷书，前横书浙湖，竖书“慕韩斋”药店斋名或直书“浙省湖郡”。其背书药名，有“疫药”“卧龙丹”“连腹丹”等（图四）。除一瓶略大，其余瓷瓶均只有成人一指节大小。小瓶通高3.3 cm，厚1 cm，底径为1 cm，口径为1.4 cm，大瓶通高3.8 cm（口部缺失未计），厚1.5 cm，底径为1.1 cm。“慕韩斋”是浙江湖州百年老字号药店，其前身为“叶慕韩斋”，清光绪四年（1878年）由慈溪韩氏梅轩接手，经营二十余年，击败各路竞争对手，成为太湖南岸、苏浙皖地区较有名望的一家药店。文献记载：“经营丸散膏丹（中成药）达400余种。在修合时，为研磨朱砂、腰黄、甘石等高细度粉末，不计时日（当时没有球磨机），达到‘水飞标准。”[3]其中丸散均以瓷瓶装药发售，足见当时中药成剂数量之多。本文所列瓷瓶标本均为发售之用。文献中又描述保存状况：“……落缸上甏，皮箱铁桶，锡盅瓷瓶，防霉、防蛀、防潮，保管严密，措施得力……”[3]说明以瓷瓶为盛器效果很好。

（二）瓷瓶的工艺特征

这类药用瓷瓶能进行规模化量产，说明其产自各民窑，工艺难度低，也不具备官窑产品的艺术价值。但也有几个主要工艺特征值得注意。其一，此类瓷瓶为琢器，制作上应为压模拼接而成（图五），瓶侧边至底有明显的拼接痕。碎开一个瓷瓶进行观察，发现瓶内不上釉，瓶口与瓶身交接处厚薄不一，残留拼接的痕迹（图六），说明瓶口是待瓶身拼接后再次拼接而成。模压拼接工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时间，使瓷器得以量产，也从侧面反映了晚清时的生产方式已经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情况，瓷器制造也有了工业化量产的分工、流水线等特征。

（三）瓷瓶的装烧工艺

药用瓷瓶的釉料较为普通，即当时民窑所产民用器通用的透明釉，烧成之后微微泛蓝，类似影青釉。从装烧工艺的角度来看，除器内不施釉，器外（包括底与口沿）通体施釉，应为支棍支烧。从烧坏的两个废瓶上，能够看到支烧的痕迹，甚至支棍也断在了口沿处，无法取出（图七）。由此看来，此类药用瓷瓶是用瓷质支棍伸入瓶内，撑住底部，以覆烧方式入匣装烧，烧成之后再拔去支棍。若不慎拔断支棍，就会产生废品（图八）。

三、关于“慕韩斋”订烧量与定收环节

根据已故原慕韩斋药店经理叶祖惠先生的叙述：“慕韩斋全盛时期，年营业额最高有18万多元（银元），大致分为饮片配方5万元;丸散膏丹4万元;参茸和批发9万元。”[3]清末民初，币制混乱，各币种市场价值波动较大，但银元价值很高，以吉安縣1892年春的物价为例，谷每担计1 050文[4]，100斤谷折一银元左右。中药的市场价格也涨跌不定，文献记载：“如同是丸剂，在上中医藏本中，噙化上清丸每两纹银四分，而牛黄清心丸的每一丸需纹银一钱五分。”[5]此处一钱计为货币一角，瓷装药瓶本身体积很小，装药量在一二钱左右，价格应当不超过一角。以一角计，4万元的丸散膏丹就需40万个小瓷瓶装纳，再加上药店平时的成剂储备量和其他用瓷，足见慕韩斋全盛时期每年的订烧量不会低于40万个。

参考陈海澄先生在《景德镇瓷录》《瓷商》中所描述的瓷行、瓷庄的包装与运输状况，可以推论：慕韩斋所订药用瓷瓶的整个环节，应是由经理们结合本年度销售数量状况，拟定下年度定制的数量，派出专人联络景德镇瓷商（如苏湖会馆），并下单付款[6]，再由苏湖会馆等瓷庄代为联系窑口、派单生产，并联系船行安排运输，最终交付买家，完成一系列操作。

四、结论

一个不起眼的药用小瓷瓶，背后是中医用瓷的历史，折射晚清景德镇兴盛的民窑业，其制作已经有了现代工业分工、流水作业的影子，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手工业变革以及那个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从瓷瓶的销售、使用，我们也能一窥当时瓷庄代理业务与中医医药业的发展与繁荣。小小的瓷瓶串起了数个行业的发展历史，见证了那个旧中有新、繁而有序的时代。

作者简介

郑翀，1978年生，男，汉族，浙江湖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

张静，1988年生，女，汉族，江西景德镇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三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34，632.

[2]吕美珊.明清时期葫芦药瓶的艺术特征与中医文化[J].陶瓷研究，2021（1）：45-48.

[3]叶祖惠.湖州慕韩斋药店[C].湖州：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州文史（第五辑），1987：172-174.

[4]蔡金殿.银价波动与晚清货币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5]王亚楠.《育宁堂颐世方书》文献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8.

[6]陈海澄.景德镇瓷录[J].景德镇陶瓷，2017（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