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瓷窑址考古分析

摘要：陶瓷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国内考古事业的发展，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陶瓷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为古代陶瓷生产大省，山西在保护陶瓷文化遗产的工作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和不足，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关键词：山西陶瓷；宋金瓷窑；河津窑

一、山西陶瓷考古概况

山西是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主要地区之一，丰富的制瓷原料、充沛的水源、优质的烧瓷燃料以及便利的交通，造就了陶瓷业的辉煌。历史上，陶瓷窑址遍布山西全境，仅见于方志史料记载的就达50余处，烧造历史久远，品种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山西在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与其他主要产瓷省份，如河北、河南、陜西、江西等相比仍较落后，研究、保护工作的开展相对滞后。

山西陶瓷的考古工作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全国性瓷窑调查的全面展开，山西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7至1978年，山西省陶瓷史编写小组“调查了省内26个县、市的64个古窑遗址，采集了古陶瓷标本3万余片（件）”。山西陶瓷烧造始于唐代，发展于宋，金元时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明清延续烧造，一直持续至民国，生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器物品类齐全，色彩绚烂，装饰技法多样，前后历经一千余年，绵延不断①。

从釉色来看，山西陶瓷以黑釉和白釉为主，青釉、三彩、红绿彩、白釉黑褐彩、黑白釉、酱釉、茶叶末釉、黄釉、绞胎、绞釉（包括绞化妆土）、窑变（油滴、兔毫等）、钧釉、绿釉、琉璃、珐华、孔雀蓝釉、青花等兼而有之。在装饰技法上，素面、画花、剔花、刻花、划花、印花、镶嵌、堆、贴、镂、雕无所不用。器物器型包罗万象，以碗、盘、罐、瓶等生活实用瓷为大宗，瓷塑类生活玩具最常见，大量生产瓦、脊饰等琉璃建筑构件，也有佛像类瓷塑。匣钵、支垫等装烧工具和窑炉遗存多有发现。

二、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重要发现

近几年，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对河津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处罕见的宋金烧瓷窑场（图一），这一发现为山西陶瓷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意义重大。

固镇宋金瓷窑遗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2016年3月至9月经考古队挖掘，共计发掘1 039平方米，清理出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墓葬1座、水井1处、灰坑35个③，除此之外，还清理出土成千上万的陶瓷碎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和骨器等。经分析，这些遗存的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

在发掘出的器物中，以陶瓷碎片和窑具为多，经过专家仔细研究，发现可复原的瓷器有千余件。其中的瓷器品类多种多样，发现了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等；瓷器器型也丰富多彩，日常的碗、盘、碟、罐、枕、盆（图二）、瓶、盒及器盖等样样俱全，出现最多的是碗、盘、碟和枕（图三）。瓷器装饰题材以诗词、花草为主，所表现出的工艺流畅活泼，层次分明，不仅有白地黑画花、剔花填黑彩，还有珍珠地划花、黑地白绘花以及印花。

河津遗址中最大的发现当属细白瓷，在此之前，很多细白瓷器被定性为霍州窑或介休窑的产品，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重要发现对这一学说产生了很大冲击，可以推断河津地区的细白瓷产量也很高。

固镇遗址出土的陶瓷枕地域特征十分明显，这批白瓷体现出胎釉从细嫩到粗糙的不同质地，很好地反映了宋金时期陶瓷生产的变迁，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宋金介休窑的产品中④。河津遗址的发现，呈现了一批精彩的文物资料，使人们进一步感受到北宋瓷器的简约大气与金代瓷器的多姿多彩，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除去瓷器本身的重大发现，在固镇瓷窑遗址中发现的制瓷作坊与窑口，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山西地区该领域的考古空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山西地区的制瓷生产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地区乃至山西陶瓷的制瓷流程、烧造技术、装烧方法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例如对出土的窑具和瓷片进行痕迹研究，发现瓷碗的足沿、足心及瓷盘的底部均无釉，瓷器外壁还有向底部流淌的釉痕，内底残留3颗钉痕，漏斗形匣钵口部及底部边缘残留耐火泥等痕迹。由此可推断，此类产品应是采用多件仰烧的装烧工艺⑤。

三、山西省陶瓷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现状

尽管山西陶瓷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纵观我国陶瓷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结合文献对窑址的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及成果公布阶段；第二阶段，是对陶瓷的综合深入研究，包括对某一区域、某一时间、某一类陶瓷的探究，对不同地区间相似面貌的陶瓷的对比研究，对陶瓷的物理性质、成分等的科技分析研究等；第三阶段，是对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工艺复原、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的探索。目前，河北磁州窑、陕西耀州窑、浙江南宋官窑、江西吉州窑、湖南长沙窑等诸多瓷窑已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保护工作，第三阶段的工作已开始实施或在进行中，而山西陶瓷文化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还比较薄弱，仍停留在对窑址的考古调查、试掘的起步阶段，所发表的成果皆为简报形式，发掘报告专著至今尚无⑥。这也是山西陶瓷文化保护工作的不足之处。此外，保护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其他的突出问题。

首先，保护力度不够，多数瓷窑遗址遭受破坏甚至永久消失。山西古代遗留下来的窑址大多位于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对保护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自然的风雨侵蚀、日常的生活生产活动、如火如荼的城乡基础建设、屡禁不止的盗掘活动，都使窑址遭受严重破坏，瓷窑遗存被埋入房屋、道路之下，大量珍贵的陶瓷标本被盗卖，瓷窑遗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丢失，甚至消失殆尽。

其次，传统制瓷技艺正在逐渐失传。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烧瓷观念的转变，传统生产方式逐渐遭到淘汰，诸多原因导致传统制瓷技艺濒临失传。此外，一些制瓷老艺人或传统制瓷技艺传承人的退休、离世，也使传统陶瓷制作技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目前，山西省唯一的传统手工技艺陶瓷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2006年以平定张聪父子为申报主体的“平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工艺”，遗产编号Ⅷ-10⑦。

最后，山西陶瓷实物标本收藏分散，破坏了资料的完整性，不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山西的陶瓷标本分散各处，大多未经系统整理，难以公布于世，不利于对陶瓷烧造面貌的完整把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山西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在发掘资料匮乏的现状下，这些资料的珍贵性不言而喻。

四、山西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开展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有效促进陶瓷考古、研究等基础性工作的开展，提高山西陶瓷的历史地位，打破“窑系说”的藩篱，为山西陶瓷正名，填补和丰富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空白。对山西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有关部门要做好山西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结合“三普”成果，再进行重点专题调查，择要勘探与小规模试掘，重点窑址报请国家，再进行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开展山西陶瓷文化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整体考虑遗址及其周边遗迹的保护和展示。

（2）要加大普及、宣传工作力度，提高山西陶瓷的知名度，充分借助传统平面媒介和现代网络渠道，广泛宣传，强化大众对山西陶瓷文化的印象。

（3）瓷窑遗址是陶瓷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开展陶瓷文化研究保护的基础。针对山西瓷窑遗址的具体保护措施，建议对历史上影响较大，保存状况较为完好的遗址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包括对瓷片堆积层、作坊、窑炉遗址的发现和清理，完整获取遗址的烧造面貌及其文化内涵⑥。

作者简介

杜祥乾，1994年2月生，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太原市太山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中国文物报：《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2016年第6期。

②王曉毅，高振华，贾尧，等：《山西河津市固镇瓷窑址金代四号作坊发掘简报》，《考古》，2019第3期，第48-67页。

③中国文物报：《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2016年第6期。

④陈馨：《从南越王博物馆藏枕看山西金代陶瓷枕》，《收藏》，2016年第2期，第52-61页。

⑤高振华，贾尧，王晓毅：《改写山西制瓷史 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大众考古》，2017第5期，第27-33页。

⑥曾昭冬，曹俊：《山西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思考》，《文物世界》，2016年第6期，第20-24页。

⑦水既生：《山西古代陶瓷装饰技法及其应用》，《河北陶瓷》，1980年第4期，第37-49、65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报.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6-12-02（006）.

[2]陈馨.从南越王博物馆藏枕看山西金代陶瓷枕[J].收藏，2016（2）：52-61.

[3]李雅君.山西金代陶瓷艺术[J].文物世界，2003（3）：9-11.

[4]曾昭冬，曹俊.山西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思考[J].文物世界，2016（6）：20-24.

[5]水既生.山西古代陶瓷装饰技法及其应用[J].河北陶瓷，1980（4）：39-51，67.

[6]王晓毅，高振华，贾尧，等.山西河津市固镇瓷窑址金代四号作坊发掘简报[J].考古，2019（3）：2，51-70.

[7]高振华，贾尧，王晓毅.改写山西制瓷史 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J].大众考古，2017（5）：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