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推进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意义

摘要：2018年底，中宣部颁布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首次创建并量化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体系，也为图书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目标，为出版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提供了思想引领。新时代，全面把握推进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的深层意蕴和时代价值，应以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为本，凸显图书出版意识形态与文化属性功能，以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之大局。这是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出版强国，助力文化强国目标的时代所需。

关键词：新时代；图书出版；社会效益；考评意义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8-0113-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抚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知识传播向知识服务转变：学术出版服务抚州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SK53

2018年12月底，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指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指图书出版单位通过以图书为主的出版物以及与出版相关的活动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和影响。它从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规范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的具体内容、实施细则和评分标准。同时，强调出版单位要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对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考核实行“一票否决”[1]。

较之以往，《办法》首次明确社会效益内涵，创建社会效益考核体系，量化社会效益考核内容，明确社会效益底线，具有指导性、首创性、量化性和规范性等特征。《办法》的出台与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时代价值和意义，是我国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对图书出版行业新时代发展的方向之引、原则之定、价值之显，不仅为图书出版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时代指针”[2]。

因此，全面掌握对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的深层意蕴及时代意义，是实践中切实做好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之求，更是图书出版行业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之需。

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治国理政的根本指针、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世界意义。

如今，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走深走实、落地生根的关键之举。

图书出版单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应利用自身媒介或平台，采取有效的方式与途径，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同时，立足新时代，出版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思想知识体系，这即是职责所在、优势所在，更是使命之需。新时代，对于图书出版行业而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标志就是要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阐释，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行业优势，多出精品力作，不断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体系和传播体系，进而反映、推动与指导社会发展。申言之，是否自觉承担起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阐释，既是衡量图书出版单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的重要指标。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强国、文化自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以及话语权的建构等，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论断，这些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具有直接的相关性、紧密性与针对性。当然，这些思想理论也无不体现在对图书出版行业社会效益的评价体系中。比如对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凸显，对文化输出的重视等。《办法》的制定与施行，具有鲜明的政治品格与时代特征，体现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构筑未来图书出版发展格局的新时代理念。

二、为图书出版社会效益考核提供制度保障

图书作为观念形态的特殊产品，是物化的精神食粮、知识产品。图书出版的本质是文化，职责是文化的记录者、文明的传播者与社会的推动者，出版内容的思想性、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是其内在价值属性。虽然长期以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益论”都是衡量图书社会价值的固有概念，但图书产品有异于其他物质商品，其社会价值可能是超时空，甚至永恒、无价的。马克思之所以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其书籍之所以被后人反复诵读、永恒流传，原因就源于其理论的真理性、无价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永恒性，其书籍的定价与其社会价值相比，可谓霄壤之别，他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个体，也缔造出了一个新世界。列宁曾指出养成辩证思维习惯终身受用，书籍是巨大的力量；毛泽东也曾说《共产党宣言》使他变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扶贫先扶智，推广一项成本不到万元的栽培技术或许能为当地农村致富带来光明，其价值不仅仅有经济效益，也包含政治效益和民生效益。因此，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一直是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的根本原则。但不足的是社会效益考核工作一直未被系统化、制度化和具体化，这难免使出版从业者存在思想上的模糊，行为发生偏离，特别是在我国文化事业转企改革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规模膨胀、广种薄收等忽略社会效益的乱象。

2018年出台的《办法》首创社会效益考核体系，把社会效益量化、数字化，使社会效益考核从政策层面转入实践可操作层面，深化了出版界和学术界对社会效益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问题的认知[3]，有利于达成行业共识，统一思想，有利于出版从业者改进经营管理方向，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管理，也有利于社会对图书出版行业的监管。同时，也避免了考核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做到了考核的可量化、可核查、可对比、可提升。当然，《办法》还应进一步指出，考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施这项工作不仅是为了全面掌握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社会效益基本情况，提高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考核质量和发展水平，保障图书出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更深层的影响和意义在于，通过考核为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原则性的确保和高质量发展的定性。易言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第一，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壮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兴盛繁荣的内在必然。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必然

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其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马克思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6]。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7]。新时代，我们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深化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认知、思想认知和实践认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尤其是在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世界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的过程中，在西方一直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及“新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党的事业的成败，民族伟大的复兴，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是我国新时代治国方略的重要领域，是当今世界复杂斗争、较量的重要场地，也应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渗透性和颠覆性。

图书出版行业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功能，不仅在传承人类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质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不同意识形态较量、争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领域。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很早就提出：“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因此，图书出版单位作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担负起相应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责任的担当不是参与而是承担，不是抽象而是具体，需要方向的明确、政治的坚定、文化的自觉、制度的保障、人力资源的配置等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正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图书出版单位虽然一直强调社会效益的首要性、重要性，但这种出版的政治导向以及价值导向单靠行政手段以及宽泛的制度要求可能难免缺乏实效性，从而疏于监管，流于形式，一旦出现问题，势必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负面甚至恶劣的影响，从而演变成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舆论战和信息战的素材和进攻手段。2018年《办法》用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制度，凸显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属性功能，强调了出版的政治性和文化性的重要性，使出版从业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守牢意识形态阵地的责任意识，提升了守牢意识形态阵地的能力和水平，不仅树立了底线思维，也增强了大局意识。

因此，将社会效益考核作为引导出版单位发展的方针并长期坚持下去，是保障图书出版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必然，是历史之鉴、现实所要、未来之镜。

四、实现出版强国，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延续有两个根基：经济根基、文化根基。图书出版作为传播人类文化、思想与精神的活动，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构建了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换言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图书出版活动对一个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其他社会活动不曾具备的，也是其难以企及的，更是无可替代的。

具体到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图书出版规模迅速扩大。据有关数据统计，与1978年相比，2017年我國出版总品种数增长了33.2倍，年均增长9.5%[8]，年出版图书世界第一，出版规模今非昔比，我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是存在大而不强，在出版总体质量、出版对外输出、出版话语权的建构等方面与世界出版强国存在差距，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存在差距[9]。比如与世界出版强国美国相比，2015年美国核心版权增加值高达12 356亿美元，所有版权产业增加值加起来约2.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6%，大大超过了汽车、农产品、食物等其他产业。尤其是美国版权的对外输出极大地扩大了美国文化产业的传播范围与全球影响力，成为美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有力载体和推手，增强了美国文化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可以说，文化软实力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

立足我国实际，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助力文化强国目标实现，是新时代赋予图书出版行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也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组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面对新目标、新阶段、新使命，图书出版行业应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加快推进出版强国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强国之路。

出版强国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推出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文化产品是主线，是出版强国建设的内核，是出版文化存在的价值及意义所在，内容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引领性是高质量出版的显著特征。如今，我国已具有成为出版强国的实践条件和综合能力。集中出版一系列反映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最新成果的优秀出版物；针对世界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出版具有中国智慧和方案的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才是出版强国建设之正道。反言之，如果图书出版内容还是充当西方学术、思想理论的跑马场，出版内容还是紧盯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实用层面的畅销书，出版内容还是停留在创新性、思想性和先进性不足的出版水平上，不但出版强国的目标难以实现，也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食粮的期待。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战略意识、格局意识、统筹意识。深入研究和解读《办法》可知，文件虽字里行间都是对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考核，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新时代高质量出版发展道路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也是对高质量出版物社会效益的量化。

五、结语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文化的命运代表着民族的命运，文化的兴盛标志着国家的兴盛。图书出版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类社会活动，是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文化对外交流和输出的“文化大使”。新时代，图书出版行业要立足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努力提高对外输出能力。

2018年出台和实施的《办法》，其影响是深层多面的、意义多元的，我们应深层把握《办法》出台的社会意蕴及时代意义，从而有规、有效、有力推动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应以此为指导，以此为标准，以此为目标，做优社会效益，做强出版行业，从而自信迈入新征程、肩起新使命、完成新目标。

参考文献：

[1] 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EB/OL].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11/c14677-31025058.html，2019-03-11.

[2] 范军.切实做好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量化考核[J].出版科学，2019，27（3）：20.

[3] 徐同亮.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状况述评[J].中国编辑，2021（2）：45-50.

[4] 许洁英.图书出版社会效益及其保障机制研究[J].中国编辑，2018（7）：60-6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

[7]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2020-02-12.

[8] 王曦.从“书荒”到出版大国，中国出版业走过了怎样的40年？[EB/OL].人民网，http：//media. people.com.cn/n1/2018/1218/c40606-30472305，2018-12-18.

[9] 邬书林.坚持高质量发展 服务创新型国家战略 加快推进出版强国建设[J].中国出版，2021（1）：5-9.

作者简介：刘朝霞（1979—），女，山东济南人，博士，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出版与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