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监督重构：逻辑、向度及规制

蔡玉卿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一、问题的提出

从信息空间看，大数据权力治理及社会监督问题已居于大数据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前沿，国内外学界对此尤为关注，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应现实。文献梳理显示，国内学界2010年拉开大数据时代权力治理谱系研究的帷幕，追踪社会监督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走势，聚焦大数据对社会监督的解构和重构，形成三大研究进路。

其一是关于其基本内涵的重塑，关注其基本形态、基本要素等。围绕“大数据驱动”的含义，探讨大数据与社会监督耦合的要素和形态。笔者曾界定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的含义、要素、逻辑等，提出运用大数据思维，遵循数据驱动逻辑，构建社会监督的情景化和可视化的运行机制，而张康之提出通过数据治理防控数据权力风险[1]。其主要观点如下：在基于数据确权的无缝监督方面，社会监督的本体指涉其自身内容，核心是以数据界定权力边界和记录权力运行痕迹，推动社会监督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其中以数据制度完善立法与人大监督机制，是优化权力监督体系的关键所在，可有效克服人大监督软弱无力的弊端[2]；在大数据智能化监督方面，权力运行的数据化催生“云监督”[3]；而大数据驱动涵盖技术、资源和思维三类要素，生成TRT结构与模型[4]。其二是关于其运行机理的重构，主要探讨其运行机制、基本方法。从大数据治理看，平衡数据权利与数据权力的关系，将数据权利的价值主张灌注到数据权力的生成与效用发挥中，使数据权力保障数据权利、促进政治社会发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