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中晓陈爱贞鲍伟容
(1.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中国建设银行 合肥电子银行业务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宽,2018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比1995年的第一版,鼓励类条目由115条增加到179条,限制类条目从56条减少到7条,禁止类条目从10条减少到7条[1]。自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主要的吸资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开始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创新水平也在较快发展。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资通过补缺与启动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但关于外资进入对国内创新的影响一直颇有争议,有研究认为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会促进创新[3],也有研究指出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会抑制创新[4],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企业、行业或国家层面。城市作为连接国家、企业和个人,容纳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要素和产品交换的基本单元[5],不但是外资进入和创新的重要场所,也是企业和产业创新的资源支撑,因而,关于外资开放对创新影响的研究需要从企业和行业层面转向城市层面。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出口活动更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城市是出口的重要载体[6]。城市创新能力越高意味着城市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越高。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关乎城市内部企业、产业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也决定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了用创新要素投入以优化商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