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
茶不同于一般餐饮,它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这是常识。在中国,即使不喝茶的人,也知道茶分等级,上品极妙,饮之比仙。可要追问这观念从何而来,估计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说到茶叶的好坏贵贱,无非茶叶品牌、产地,略懂者能说出汤色、回甘、生津,精通者可以谈香型、叶底、条索。只是这些都只是物理层面的东西,与讨论白菜的优劣差不多。何以唯独“茶”能引申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乃至使人喝了有“乘此清风欲归去”之感呢?
无论是物理层面品评茶,还是一般泛泛而论的茶文化,坊间此类图书极多。可真要追问一个“为什么茶独贵”的缘由,没有一点钩深索隐的本事,还真回答不出来。而有这种本事的人,又常好标新立异,加拿大新汉学家贝剑铭的《茶在中国》,就使茶史呈现出异样的色彩。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一记载在《神农本草经》上的故事,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至今茶史写作,仍多以此为开篇,认为“荼”字就是古代“茶”字的写法。可是,贝剑铭用《诗经》《楚辞》等文献告诉我们,“荼”这个字在当时确有可能指今天这种木本植物的“茶”,但更可能的是指草本植物的“苦菜”。也就是说,“茶”的概念绝非自古以来便清晰如今。它从一开始用作与葱、姜等一块儿熬粥的食材,转而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清淡典雅的饮品,这中间走过了一段极为复杂的道路。而这条路的关键环节,则发生于唐代。
茶在唐代的最大之事無疑是陆羽《茶经》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