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华经典”的世界

李广良

张祥龙教授有言：“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度，只有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和技术（高科技）的至高无上和无处不在。”对此我们不难提出质疑：20世纪中国真的“没有经典”吗？我们不是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吗？不是有《毛泽东选集》吗？不是有从苏联到中国的许多“红色经典”吗？怎么能说“没有经典”呢？

不过，张祥龙所谓的“没有经典”其实别有所指：“在前一个世纪中，经典及其传统被以一些可怕的罪名——包括‘吃人’——流放、戴帽、劳改、批斗、判死刑，以十字架或蓝色文明的名义来诅咒，这些都不是可怕的虚构。”他指的是随着“中国古文化正从我们的生活主流中加速消失”而来的“中华传统经典”的“没落”。

以我之见，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没有经典”。其实，20世纪的中国对待“经典”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人们以种种名义对传统经典尤其是儒道佛经典进行“鞭尸”“批判”和“解构”等;另一方面，又以“新文化”“启蒙”“革命”“现实主义”等“现代性”精神重新塑造出种种“新经典”。这些“新经典”不仅包括现代中国人如毛泽东、鲁迅等人的作品，还包括来自德国、苏联等异域国家的某些“经典著作”，甚至包括中国古代的非主流作品如所谓“四大名著”等（这些在古代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经典化”运动的重构，对此我们还需要重新展开研究）。在这种内在矛盾中，我们既是“有经典的”，又是“没有经典的”：前者指的是经过“现代性”构建的各种“名著”;后者指的是传统中国的“经书”，如“四书五经”、《道德经》、《金刚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