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称沱村“三变”改革的经验启示

2021-12-14 12:14李文阳
山西农经 2021年12期
关键词:三变农民改革

□李文阳

(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 重庆 401220)

农村“三变”改革是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村“三变”改革作出部署。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重庆市自2017 年起探索试点农业产业项目财政资金股权化改革,并在38 个涉农区(县)开展试点工作。

1 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意义

农村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进入新时代,农村既要“转”又要“赶”,面临更加紧迫的现实困境。随着改革逐步推进和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常稀缺,土地撂荒形势严峻。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将跨越半个世纪,之前破除“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农村经济大有可为,但是若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必将落后于时代。由农民群众创造且制度日趋完善的农村“三变”改革,理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进一步创新、完善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1]。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总结前期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推广农村“三变”改革经验,积极探索新时代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方向和工作重心,对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加速提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

在目标指向、领导力量和依赖主体等方面,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三变”改革提供了实施标准,而农村“三变”改革则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具体手段[2]。

一是两者目标指向高度契合。虽然两者的实施范畴和驱动内涵略有区别,但其本质都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二是两者领导力量相同。“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全党工作的重心。无论是农村“三变”改革的推进,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领导核心都是中国共产党。

三是两者的实施主体一致。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无论是农村“三变”改革,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核心目标就是让农民生活富裕。农民是直接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是两者实施的主体。

3 称沱村“三变”改革概况

称沱村在籍人口3 100 人,常住人口1 110 人,全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 万元,常住人口年龄普遍较高。全村土地面积701.07 hm2,其中耕地面积371.11 hm2、林地164.20 hm2、建设用地39.94 hm2。全村农业产值占66.1%,种植业主要为柑橘产业。

称沱村结合自身实际,引入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引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本地龙头农业企业为依托,发展规模化种植。以耕地、林地、山坪塘、建设用地等作为村级集体资产,入股本地龙头农业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产”,用于经营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等优质项目,增加村民收入。

通过“三变”改革,称沱村流转土地200 hm2,引进平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山地生态柑橘标准化示范基地。平伟农业利用土地面积166.90 hm2,其中农户承包地92.72 hm2、集体土地74.18 hm2。

4 称沱村产业发展及改革成效

称沱村以股权为纽带,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引入专业化市场化主体负责开发经营,形成了企业引领三产融合、合作社提供服务支撑、家庭农场专注生产、普通农户就地务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称沱村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村电商、劳务输出、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一是成立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行使集体资产管理职能,同时成立农业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和综合服务社。

二是称沱村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制定了农旅文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结合大洪湖片区作为重庆主城区钓鱼爱好者“野钓天堂”的乡村旅游形象,规划打造现代农业产旅结合的示范工程。

三是积极探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称沱村率先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明确企业、村集体、村民之间利益联结和分配办法。通过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经营、项目拉动等多种途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5 称沱村“三变”改革的瓶颈

5.1 政策配套不完善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不少地方推广开展,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因涉及对象不同、利益关系差异等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策标准,缺乏配套政策。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主要涉及金融配套政策、资产评估制度、本土人才培养支持政策等。部分地区存在农村土地长期规划与乡村振兴、农村“三变”改革、现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等不匹配的问题。

在农村“三变”改革进程中,称沱村长效驱动机制略显后继无力。称沱村成立了4 个集体合作社,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合作社管理多由村干部兼职,而按照相关规定村干部不能直接从合作社领取工资,致使真正愿意且有能力做事的干部缺乏动力,甚至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如果聘请专职管理人员,则成本过高,难以持续。村两委虽然求才若渴,但由于收入低下、晋升通道不畅以及缺少人才培养配套政策,难以吸引年轻人。要想破解称沱村“三变”改革难题,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长效驱动机制。

5.2 承接主体力量薄弱

农村“三变”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是否有带动力强、运营稳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入股农民短期回报愿望强烈,与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突出矛盾。经营主体受市场波动、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难免导致资金流转困难。

平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称沱村“三变”试点开展以来,经营效益不尽理想,相关项目补助资金未能及时兑现,导致企业为股民持续分红压力增大,甚至出现了企业在亏损经营状况下依旧坚持补贴股民分红的情况,长期稳定运营状况不容乐观,因此该发展模式可复制性不强。

5.3 改革人才严重不足

随着农村“三变”改革推进,人才问题愈发凸显。目前,农村改革多由村支“两委”干部带头推进,但当前村支“两委”大多文化程度偏低,对农村“三变”改革的认识不足、顾虑多。部分村干部面对改革无所适从,找不到突破口和着力点。村级主导产业不明晰,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不规范,依赖财政性补贴资金,启动资金不足,导致村集体发展活力和动力匮乏、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向基层农村派驻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改革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但本土人才的培养才是解决农村人才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优质劳动力大量外出,“80 后不愿进地”“90 后不愿返乡”成为现实窘境。在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中,外出务工人数平均占80%以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年龄多为60 岁以上,农村人才严重短缺。

5.4 农民顾虑多,信心不足

在农村“三变”改革试点中,村集体以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价,入股成立经济合作社,由村支“两委”干部担任法人和经营者。大多数村支“两委”干部并非专业的经营者,资源整合能力不高,生产经营能力不足,很难带动农民抱团发展,致使农民对“三变”改革前景心存顾虑。

部分农民只愿分红,不愿承担经营风险,同时担心资金入股后有去无回,因此对股东身份出现“又爱又怕”的纠结心理[3]。“爱”在农民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或闲置房屋使用权等入股,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怕”在农民承担风险意识和能力较弱,认为入股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督,怕入股资产权益受到损害,不能保障分红权益。

农村“三变”改革后,农民入股公司、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考验。一旦出现经营管理不慎导致严重亏损、资不抵贷,村集体和农民不但没有收益,甚至会出现负债。

5.5 开拓创新意识不足

部分基层干部没有转变思维方式,简单地把“三变”改革等同于农村土地流转,认为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有的基层干部缺乏敢于开拓创新的魄力,认为“三变”改革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无现成的模式可照搬,每一步都需要探索,一旦失败得不偿失。

调研发现,多数农户市场意识不足,“靠天吃饭、以土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掰着手指头盘算收益”,对于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与外部联合把产业做好缺乏思考。甚至个别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的农户,认为“三变”改革让集体和企业“分蛋糕”,对于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分多少收益持怀疑态度,唯恐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对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缺乏思考。

6 称沱村“三变”改革的经验启示

6.1 建立统筹协调、文明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

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构建以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为支撑的“金字塔”式乡村治理体系,全面统领推进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4]。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完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班子配备,发挥好对村组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

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充分发挥民主,对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村务监督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促进村级事务公开、公平、公正。组建村民义务巡逻队、调解队,以“湾”为单元,推行基层村务网格化管理。扎实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全面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为称沱村引进企业入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6.2 坚持政府引导,注重市场主导

一是发挥政府在厘清权属边界、明晰权属性质、界定权属用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资产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使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财产在权属上更清晰、在权能上更明确、在管理上更规范。

二是发挥政府在调节资源配置,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按照“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总体要求,通过对农村资源核查清理、登记备案、资源评估等程序,把农村经营性资产进行细化量化后协议入股,稳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资源资本化。

三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调动各方因素的基础作用。在坚持市场地位平等、经营权责一致的前提下,把发挥市场机制主导作用作为“三变”改革的基本方式。

6.3 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发挥优势

一是在路径选择上,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形成“三变+田园综合体”“三变+规模种植”“三变+特色养殖”“三变+乡村旅游”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生态条件较好、人文资源较丰富的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农民盘活闲置房屋资产,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性收入。

二是在产业推动上,优先培育壮大产业前景较好、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台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多种措施,采取财政投入、社会投入、农民入股等多种方式,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作市场化,促进形成特色产业布局。

三是在入股方式上,根据地方优势,打造“股份农民”。鼓励和支持农民结合自身实际,以资金、土地、技术等多种方式入股经营主体。采取土地入股资源变资产、资金入股资金变股金、技术入股员工变股东、项目入股“死钱”变“活钱”、生态入股环境变“真金”等各种灵活有效的入股模式,依托市场化、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6.4 坚持盈亏与共,注重风险防控

一是镇、村两级组织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对群众的宣传引导,把“入股不是包赚不赔”“享受收益也要承担风险”的意识理念灌输到每个参股农民、明确到每份入股协议。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股东全体会议、镇村企三方协调等有效渠道,协商化解共性矛盾,公正解决具体问题,使改革事项真正得到群众支持、改革过程真正接受群众监督、改革成果真正得到群众认可。

二是各级有关部门要把保护农民产权利益列为重大事项进行督查,督促企业建立合同备案机制,引导合作当事人按照合同协议约定,诚实守信履行权利义务。要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行业监管和风险防范,确保土地流转的合法性,保持土地流转的长期性,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

三是金融、保险等相关机构要扩大涉农保险范围,加快担保机构发展,支持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通过扩大粮食、畜禽、水产等特色农产品保险范围,开发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种,探索创新合作贷、小额信贷等新型金融产品,扩大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规模等具体措施,增强农业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6.5 加强队伍建设,引进本土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无论是农村“三变”改革的有序推进,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一是积极引进本土人才。加强对本土大学生以及原籍退伍军人等群体的引进力度,为其提供在家乡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提升本土人才的荣誉感、使命感及归属感,支持其返乡创业、带头致富。

二是因材施策,制定人才激励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采取不同的使用和激励策略。针对基层管理型人才,做好人才管理,打通晋升通道,让其摒除顾虑,“愿意干”“踏实干”。

三是坚持灵活用才,注重人材培育。在人才引进的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队伍,建立专项培训制度,提供不同层次、不同内容、差异化的培训服务,激励人才回流农村,让农村成为大有可为的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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